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就互联网贷款领域的政策演进展开分享，并对未来方向进行展望。

首先，回顾互联网贷款政策演进的四个阶段。一是早期探索阶段（2007-2015年）。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互联网金融”；2015年7月，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出台《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网络借贷”、“网络小额贷款”等定义，市场对监管纳入行业持正面预期，推动行业初步发展。二是专项整治阶段（2016-2020年）。2016年4月，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部署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相关工作，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情况陆续印发实施方案，后续出台多项针对P2P网络借贷等监管办法，P2P网络借贷等机构逐步出清。三是建章立制阶段（2020-2023年）。2020年后政策变动频繁，如《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印发后两次补充通知；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但至今仍未正式出台；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后续“打补丁”等。四是规范发展阶段（2024年至今）。具体包括《个人贷款管理办法》纳入互联网贷款相关规定；《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政策力度逐渐调整，以及今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助贷新规”）等。

其次，指出互联网贷款监管政策存在三方面不足和问题。一是政策反复多变，短期或中期政策基调频繁调整，出台后频繁打补丁，导致市场难以适从。二是行业违法违规乱象较多，但有时候未通过加大处罚、有序退出等精准措施治理，而往往在风险积累后采取“一刀切”，致使少数机构出现风险问题，却由全行业承担相关成本。三是法制建设滞后，政策多为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法律、行政法规层级规制较少。四是部门协同不足，政策逻辑存在冲突与矛盾。例如政策层面虽通过消费信贷贴息鼓励消费金融发展，但消费金融公司ABS等融资渠道却呈现时放时收的态势。

市场与业务发展惯性及监管短板等多方面因素，致使行业面临风险隐患。其一，部分互联网信贷业务从“监管可见范围”转向“地下不可控范围”。例如“校园贷”整治中对正规机构实质性禁入的政策，反而倒逼大学生转向不规范平台借贷。其二，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小微企业主、中低收入者，难以维持脆弱的现金流，或将导致其资金链断裂。其三，如果部分中小助贷平台的批量倒闭，可能引发合作的中小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资产质量恶化，从而导致行业性风险。

再次，对未来的行业趋势进行展望。一是行业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头部机构具备透明合规、资金实力强、技术与获客能力突出等优势，长期呈现稳固发展的态势；而部分中小助贷平台和金融机构将被淘汰。二是回归业务本源，互联网贷款将更加聚焦真实合理的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以及过去未被充分覆盖的客群，利率逐步下行。三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更深入地应用于获客活客、风险防控和内部管理，并持续助力降本增效，优化用户体验。四是中小银行、消费金融公司难以完全脱离助贷开展互联网贷款，但健康的业务结构应为“哑铃型”，一端是可控的基于自有APP、股东生态等自主业务，另一端是多元、精选的助贷合作，中间是强大的合作方整合管理能力。未来，随着越来越多政策措施落地，行业将短期震荡之后将有更广阔的优化空间。例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改善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利好消费金融发展；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修复机制实施，或将有助于中小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拓展服务对象。

最后，董希淼对互联网贷款的监管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金融管理部门要坚持法治化、市场化原则，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加强监管。第二，把握好政策执行的力度和节奏，促进有序整改和平稳过渡。第三，充分考虑近期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并做好风险处置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