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是“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0月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2024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进一步对金融强国的主要特征、目标指向、实践要求等进行了深入系统阐述。“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包括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等在内的一系列要求，为扎实做好“十五五”时期金融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 田轩：

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建议，标志着我国金融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跨越，是应对全球经济格局重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战略部署。这一重大部署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起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金融发展框架，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金融强国建设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协同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与创新。从“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可以看出，金融强国的内涵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市场繁荣或资产规模增长，聚焦于制度建设、功能优化与国际竞争力提升，核心宗旨在于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从具体路径布局来看，通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确保货币政策更加精准有效，增强利率调控能力和汇率弹性，提升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构建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能够有效识别和应对跨市场、跨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不仅顺应全球金融发展趋势，更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民生需求，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低碳转型、小微企业和人口老龄化等领域精准配置。资本市场改革强调制度包容性与功能协调性，旨在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促进资本形成与创新资本积累，同时，促进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发展，有助于提升社会融资效率，增强经济韧性。

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其专注主业、错位发展，有助于破除同质化竞争，提升服务能级。数字人民币稳步发展与金融基础设施升级，将增强支付体系的安全性与效率，为数字经济时代提供基础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速，标志着我国金融开放向更高水平迈进，并进一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与央地协同，丰富风险处置工具箱，是构建现代金融治理格局的关键举措，旨在破解监管空白、责任不清等短板，推进金融监管全覆盖，确保所有金融业务在阳光下运行，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

展望“十五五”，金融强国建设将加速推进金融体系与科技、产业深度融合，强化金融在畅通经济循环中的枢纽功能。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金融科技规范发展，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与可持续性。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增强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定价影响力与使用范围。通过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改革，加快建成与现代化强国相匹配的金融体制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2025年以来，在存量货币政策效果持续释放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5月份推出新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措施，包括降准0.5个百分点、降息0.1个百分点，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科技创新、提振消费、小微企业、稳定外贸力度，优化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11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同比分别增长8.5%、8%。11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30个基点。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传导进一步强化，流动性保持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为提振金融市场信心、改善社会预期、应对外部冲击、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连平：

与一个时期以来的幅度相比，2025年降准降息的幅度较小。但应该看到2025年降准降息是在10年来持续调降且已处在市场最低水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调降，所产生的效应不容小觑，在增加金融供应总量和降低融资成本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25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一方面，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降准等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支持商业银行向企业和居民增加投放信贷，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1至11月份，共投放信贷15.36万亿元，增速为6.4%。另一方面，运用结构性工具，积极推动和支持金融机构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力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提高对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金融供给质量，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加快健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金融体系，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进一步提升。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当年赤字率达到4.0%，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和特别国债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1至11月份，政府债券累计净增13.15万亿元。大规模政府债券发行需要银行体系给予强有力的支持。长期以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始终是政府债券投资的主体。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支持商业银行积极投资政府债券，使规模增大的政府债券发行得以顺利实施。同时，通过政策利率调降推动市场利率下行，降低政府融资成本。由此可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顺利推行，离不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积极有力的支持。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需要从全覆盖的维度来观察货币政策与金融供应之间的关系。前些年，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是信贷投放的主力。经过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投资驱动模式的边际效益在递减，相关领域的信贷需求有所降温，加之新的经济增长点较少依赖银行贷款，旧的信贷缺口难以被新的信贷需求完全填补，导致当前贷款增速出现趋势性放缓，这也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在信贷领域的反映。随着信贷投放“提质换挡”，只看贷款增长情况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成效，要更多看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等更为全面的指标。

2025年3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加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引领构建“1＋N”政策体系，对各篇文章的实施路径作出清晰规划。

《指导意见》发布后，金融系统深入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体系不断健全。金融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五篇大文章”政策框架、统计制度和工作机制；设立债券市场“科技板”，创设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调增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推出科创板改革“1＋6”政策举措，开展科技企业并购贷款试点，推进科技保险发展攻坚破局；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建立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创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数据显示，2025年9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速均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温彬：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成为政策的起点。202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强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引领构建“1＋N”政策体系，并对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施路径作出清晰规划。《指导意见》发布后，金融系统深入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政策体系不断健全。

具体来看，在科技金融方面，重点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绿色金融方面，应坚持“先立后破”，统筹对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支持；在普惠金融方面，要求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体系，优化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普惠重点领域产品服务供给；在养老金融方面，需强化银发经济金融支持，服务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在数字金融方面，要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健全数字金融治理体系。

《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效果显著。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1.8%、22.9%、11.2%、58.2%、12.9%，均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超600家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约1.4万亿元；绿色债券累计发行4.9万亿元，其中，绿色金融债累计发行2.1万亿元。

从金融机构角度看，一方面，需要认识到金融“五篇大文章”是一个整体，应以全面的金融服务来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各家机构也要坚持走特色化道路，根据自身的资本实力、客户基础、区位优势、人才储备以及信息科技水平等进行差异化定位，并借此机会擦亮自己的特色品牌。要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金融服务上真正实现商业可持续，并与整个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型相适应，须坚持长期主义，以战略引领为前提、以改革创新为重点、以风险管控为保障，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管理水平，选择合适的目标、重点和节奏。

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债券市场“科技板”正式启航。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是支持科技发展的一项创新性举措，支持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发行科技创新债券，丰富科技创新债券的产品体系。此外，为支持股权投资机构通过债券市场融资，中国人民银行借鉴2018年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的经验，创设了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该工具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再贷款资金，获得资金的机构可购买科技创新债券，并与地方政府、市场化增信机构等合作，通过共同担保等多样化的增信措施分担债券的部分违约损失风险，合理降低股权投资机构的融资成本，助力其培育优质科创企业。

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 张旭：

2025年创新推出的债券市场“科技板”，是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力度的关键创新举措，为科技金融的深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发展实效来看，自债券市场“科技板”推出以来，短短半年多时间便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发行规模与成本方面，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累计发行科创债1583只，发行规模达1.76万亿元，发行利率中位数仅为1.99%，显著低于当前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有效降低了科创领域的融资成本。

除了发行规模与成本优势，科创债在发行结构上也呈现出两大显著变化，进一步体现了市场的成熟度提升。一方面，发行期限趋于长期化，二季度非金融企业科创债平均期限为3.37年，下半年以来，这一数值已提升至3.53年，长期限融资更契合科技创新项目周期长、回报慢的特点；另一方面，发行人所有制性质趋于多元化，二季度非金融企业科创债仍以国企为主导，下半年以来，其他所有制形式发行人的占比稳步提高，市场覆盖面不断扩大。

在债券市场“科技板”的各项探索中，支持股权投资机构发行长期限科技创新债券是尤为关键的一项举措，其核心在于破解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融资中的痛点。传统观点普遍认为，债券市场更适配处于成熟期、具备一定规模且经营稳健的科创企业融资。从实践来看，种子期、初创期乃至成长期的科创企业，往往更依赖股权融资。

但现实的挑战在于，股权投资机构自身面临募资成本高、难以获取批发型资金的问题，尤其是近些年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景气度下滑，进一步加剧了股权投资机构的募资难度与成本压力，间接影响了其对早期科创企业的资金支持能力。在此背景下，债券市场的独特优势得以凸显——债券市场具有资金充裕、融资成本低廉的核心特点，能够帮助发行人以较低利率获取大量批发型资金。基于此，中国人民银行以债券市场为切入点，重点支持投资经验丰富的头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创投机构发行长期限债券。

从实践效果来看，通过“债贷＋股权”的接力模式，资金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处于研发关键期的硬科技企业。首批参与发行的机构，其募资使用已初见成效，不仅有效缓解了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难题，更在市场中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其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和各类机构加入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行列，我国债券市场“科技板”的生态体系日益完善，正逐步构建起服务精准、风险共担、资金畅通的良性循环格局。

展望未来，债券市场“科技板”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科技创新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的持续支持下，科创债发行人中民营企业的占比仍有较大提升潜力。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民营科技型企业、民营股权投资机构通过发债融资获得发展动力，更期待债券市场“科技板”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提供更坚实的金融支撑。

2025年，A股市场总体稳健活跃，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025年8月，A股市场总市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Wind数据显示，7月末，A股总市值为94.74万亿元。随着A股主要指数在8月份强势上涨，总市值在8月中旬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截至12月12日，A股总市值较2024年末增加19.67万亿元，增幅22%。

2025年，A股主要指数均实现上涨。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15日，年内上证指数上涨15.40%，深证成指上涨25.90%，创业板指上涨46.52%，北证50上涨37.98%，沪深300指数上涨15.68%。与此同时，市场交投活跃，以万得全A为统计指标，市场总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54%。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 李求索：

2025年，A股市场在全球市场中表现优异，上证指数创近10年新高，总市值历史性突破100万亿元。市场体量稳步扩张，与经济规模匹配度持续提升，彰显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迈上新台阶。

本轮市场稳健上涨的根本驱动力源于全球货币秩序重构与产业创新突破的两大叙事反转，二者共同推动中国资产价值重估，目前，这两大底层逻辑并未动摇。

货币秩序重构的本质是美元资产安全性下降，为人民币资产重估带来机遇。今年，中美在贸易领域的一系列起伏变化，标志着中美关系步入新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劲韧性，全球货币秩序重构逻辑在新阶段有望继续强化，推动全球资金“碎片化”“多元化”配置，人民币资产重估仍在进行时。

从产业维度观察，成长风格无疑是贯穿全年的主线。2025年，我国在人工智能（AI）、航空航天、创新药等多领域实现“DeepSeek时刻”。AI科技革命正从算力基建的“上半场”迈向应用落地关键期，高端制造、创新药等领域有望迎来更多突破，A股市场中创新行业占比持续提升。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凭借深厚的制造优势加速出海，通过海外产能布局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需增长压力。数据显示，A股非金融企业海外业务收入占比稳步上升，家电、工程机械等多个出口“出海”行业具备较好的业绩确定性。

政策环境方面，监管层围绕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市场平稳运行筑牢根基。上市公司质量稳步提升，研发投入持续加大，现金分红总额创历史新高，为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价值底座。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支撑市场上涨的底层逻辑依然清晰：中美关系步入新阶段，全球货币秩序重构趋势延续；AI革命进入应用关键期，中国创新产业迎来业绩兑现阶段，两大趋势共振向上有望继续支持中国资产表现。长期来看，在政策呵护与资本市场改革引导下，中长期资金入市规模有望稳步增长，上市公司质量与投资者回报水平将持续提升，这些积极因素将共同推动A股市场向更成熟、稳健的投融资并重格局深化演进。

2025年1月，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重点引导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公募基金等中长期资金进一步加大入市力度。

《方案》聚焦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卡点堵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具体的举措，确定了各类中长期资金提高投资A股实际规模、比例的一些具体明确指标要求，而且还从建立适配长期投资的考核制度、投资政策、市场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

《方案》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工作合力，既立足当下、更着眼长远，以营造更具吸引力的“长钱长投”制度环境。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

《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从“短期博弈”向“长期价值”的转型。

当前，不仅居民财富配置正在从地产向权益市场转移，而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耐心资本”的长期支持。股市的稳定健康和科创的“耐心资本”需求要求中长期资金入市。

长期以来，考核周期短期化、投资比例模糊化、市场生态适配不足等痛点，导致大量中长期资金“不敢投、不愿投、不能投”。《方案》通过建立适配长期投资的考核制度、投资政策，构建了“制度—机制—生态”的完整体系，初步打开了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堵点，破解了“长钱不长投”的制度性梗阻。此次方案通过量化指标明确入市要求和路径，为资金入市提供了清晰预期；以长周期考核改革为核心突破口，从机制上根除了短期业绩压力对长期投资行为的扭曲。这些政策不仅是“原则性”的，而且“可操作”。不仅关注资金规模提升，更注重构建“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市场生态。

实施效果已初步显现，中长期资金持有A股流通市值显著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这背后是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升，现金分红家数大幅增加，科技型企业占比持续攀升，A股市场吸引力与包容性显著增强，是资本市场生态的深刻变革。此举将逐步优化市场微观结构，提升机构话语权，进而优化公司治理与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形成“资金入市—市场稳定—财富效应—储蓄转化”的正向循环。

当然，政策落地仍需警惕潜在风险。考核周期的延长必须匹配更科学的绩效归因体系，防止“躺平式投资”；权益比例放宽需配套审慎监管工具，避免顺周期风险敞口过度集中。更关键的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友好”仅是必要条件，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法治环境完善才是吸引长钱的根本。长钱要长投，更需“长留”，这需要方案之外更深层次的产权保护与法治契约精神建设。

《方案》的实施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从“融资市”向“投资市”的制度基因改造。中长期资金不仅是“稳定器”，更是“价值引领者”。它引导资本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领域，推动形成“资金—市场—产业”的良性循环，破解了科创企业融资难、资本市场波动大的双重困境。这是从流量管理到存量重构的质变性跨越，是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中国资本市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步。

2025年6月22日，内地与香港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以下简称“跨境支付通”）业务正式上线运行，直接连接内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IBPS）与香港快速支付系统（FPS），实现跨境汇款秒级到账，意味着我国跨境支付体系进入高效、便捷的新阶段，也意味着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迎来新进展。截至2025年6月末，跨境支付通已服务两地居民23万人次，跨境收付金额合计9.9亿元。

为推动二维码支付跨境互联，提升零售支付跨境互操作性，中国人民银行组织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中国银联等自2025年初全面展开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相关建设工作，7月30日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统一网关支持境内外机构通过“一点对接”开展跨境二维码支付合作。截至9月11日，统一网关办理业务达198.1万笔，金额4.27亿元。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招联首席研究员 董希淼：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2025年以来，我国跨境支付领域出台了多项举措，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到“跨境支付通”的正式上线，再到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的上线试运行，跨境支付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个高效、安全、多元的跨境支付生态正加速形成。

支付是金融的毛细血管，连接千家万户，关乎国计民生。“跨境支付通”作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展和便利民生、深化内地与香港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该系统通过连接内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与香港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构建了两地支付系统直联互通的新范式，具有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为香港和内地居民提供更加丰富的支付选择和更便捷的支付体验，并降低支付成本；第二，有助于促进内地和香港的居民消费，为内地消费市场和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第三，进一步加大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与经济联系，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第四，作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重要补充，跨境支付通为人民币增强跨境支付、投融资、储备等国际货币功能提供制度性与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未来，内地和香港地区金融管理部门可进一步加强沟通协同和系统对接，扩大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进一步推进支付互联互通，为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及居民提供更多便利，降低支付成本，提高开放水平。

为更好地满足跨境二维码支付需求，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和中国银联联合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上线。统一网关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联通，更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创新。从长远看，它将进一步加速跨境支付互联互通进程，对扩大人民币跨境结算、促进国家和地区间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未来，我们应继续凝聚市场各方力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动跨境支付互联互通合作，加快建设高质量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助力提升跨境支付便利性，进一步增强我国在支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我国金融业更高水平双向开放，参与塑造未来全球金融新格局。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拟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

随后，财政部在3月末宣布，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将发行首批特别国债5000亿元，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支持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上述四家银行也同步公布定增预案。

6月，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分别发布公告，宣布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工作，四家银行募集的合计不超过5200亿元的资金悉数落地。财政部表示，5000亿元特别国债为大型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预计可撬动信贷投放约6万亿元。

截至今年12月末，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在完成定增后进行的注册资本变更申请，均已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 曾刚：

2025年，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围绕财政部发行的5000亿元特别国债展开。

与以往“雪中送炭”、化解风险的目的不同，今年财政部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为大型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重点在于促进发展，期望通过夯实国有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为其更好落实国家一揽子政策、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未雨绸缪。

这一举措并非简单的财政注资，而是一套环环相扣、具有深刻政策内涵的系统工程：以国家信用为支撑，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定向注资，直接、高效地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压舱石”夯实风险抵御能力和信贷扩张潜能，以便其更好地支持国家战略，在提升实体经济服务质效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中承担更多责任。

核心一级资本是银行资本结构中最坚实的部分，是吸收损失、抵御风险的终极防线。注资后的四家银行资本金更加充足，“安全垫”显著增厚，这让他们在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下，能够更加从容、更有余地践行逆周期调节职能，将国家政策导向内化为主动的信贷投放，通过保持信贷供给稳定，有效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发挥好宏观经济“稳定器”的关键作用。

财政部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控股股东，在关键时点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相关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为国民经济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资本实力的增强，使得国有大行有能力将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滴灌至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社会资本向国家战略方向高效集聚，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构筑起坚实的金融支撑，也向市场释放审慎经营、风险可控的积极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者信心。

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必须满足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等国际监管硬约束，此次前瞻性、超大规模的资本补充，具有深远战略意义。充足资本是抵御“大而不能倒”风险的核心防线，资本补充在满足附加监管要求的同时，直接提升了金融系统韧性。此外，充足资本还增强了大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开展跨境业务的能力，巩固中资银行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双边本币互换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提供流动性支持、支持双边贸易和投资等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与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朋友圈”持续扩大。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基本覆盖了全球六大洲重点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本币结算方面，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签署关于建立促进双边交易本币结算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将双方本币结算合作范围从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扩展至包括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全部交易，在两国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促进支付联结，进一步推动本币在双边交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促进两国货币金融市场合作。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积极与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截至目前，有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共32份，基本覆盖了全球六大洲的主要经济体，既包括欧洲央行等发达经济体央行，也涵盖印度尼西亚、巴西等众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央行，形成了一个广泛、多元的全球货币合作体系。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5）》，截至2025年6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的有效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已超过4.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实际动用人民币余额为806.7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实际动用外币互换资金余额折合人民币3.8亿元。尽管实际动用规模相对有限，但双边本币互换作为央行之间承诺相互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制度安排，其签署本身就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发挥重要的信心支撑作用。

在双边层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力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了双边本币结算，帮助经贸往来企业节约汇兑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在区域与全球层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随着人民币“朋友圈”持续扩大，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也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抓手。从影响机制看，双边本币互换能够为国际市场提供更多的人民币流动性支持，有助于提振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并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巩固和提升提供坚实的网络基础，即通过流动性、信心和网络外部性等多种渠道促进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从实际效果看，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不仅提升了中国与互换伙伴双边交易中的人民币使用规模，也推动了非居民之间的人民币交易活动，反映出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意愿不断增强。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十五五”时期，中国应继续深化与各国央行的货币合作，进一步拓展本币互换伙伴范围和互换规模，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便利化水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新阶段。

为更好发挥股权投资对科技创新和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作用，2025年3月5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通知》，进一步优化完善试点政策，明确将试点范围扩展至18个试点城市所在省份，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同时支持保险资金参股AIC，希望通过“险资出资+AIC专业化管理”模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

AIC股权投资试点扩围后，股份制银行、险资等“新势力”加速入局。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等先后获批筹建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AIC股权投资基金在多地发起成立。当前，银行系AIC已扩容至9家，AIC基金签约金额突破3800亿元，为创新企业带来了更多长期资本支持。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换挡高质量发展，“地产—基建—金融”的旧三角循环正逐步被“科技—产业—金融”新三角循环所取代。这一客观趋势促使我国各类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逐步由信贷等间接融资转向股权等直接融资，需要我国金融机构适配经济发展趋势、进阶升级服务实体经济的模式。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的扩容、AIC股权投资试点拓展正是适配上述趋势的重要举措：

第一，通过设立更多AIC，能有效丰富面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股权投资资金供给，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是排名最为靠前的两大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从实践来看，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经营中呈现“轻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因此，更为偏好股权融资来避免短期还本付息的融资压力。在此环境下，支持我国金融体系中规模最大的银行通过设立AIC的方式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支持，能够有效地丰富股权融资资金，更好地满足科技创新企业的股权融资需求。

第二，通过AIC开展股权投资，是将我国经济金融实际与国际经验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人均GDP水平上升，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逐步提升，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的占比也将逐步上升。早在10余年前，我国就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作为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着力点，但至今仍不能满足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AIC扩容、AIC股权投资试点拓展正是将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体的客观实际，与科技创新本身需要更多依赖股权融资的国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同时，在低利率、低息差环境下，支持银行通过AIC开展股权投资也可为银行在息差收窄环境下保持健康、可持续的盈利水平提供缓冲，从而能更好地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境内外金融机构通过股权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实践，金融监管部门未来可考虑进一步优化AIC股权投资政策。

一是可考虑参照国际标准，银行在资本净额10%规模内，降低AIC对科技企业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根据2017年末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各司法辖区监管部门可基于特定政策目的，允许银行在资本净额10%额度内开展股权投资，享受风险权重由250%至1250%降至100%的优惠。相较于欧盟、美国广泛采用该条款支持银行向普惠小微、科技企业领域开展股权投资的情况，我国银行通过AIC向科技企业开展股权投资的风险权重仍较高。

二是可考虑支持AIC设立专业研究机构专注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准确把握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不同于债权投资需要金融机构拥有评判企业还本付息能力的情况，金融机构开展未上市股权投资则更需要具备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股权增值空间）的评估。因此，在金融机构开展未上市企业股权投资、评价企业发展前景的过程中，从行业前景洞察到具体项目评判再到股权交易定价的全流程中，都需要金融机构拥有专业研究人员。从贝恩、高瓴等境内外知名私募创投的展业经验来看，专业的研究团队也是其成功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