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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刚 李奇霖：银行业十年——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实践与路径选择

作者：曾刚,李奇霖 2022年10月28日
曾   刚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主任
李奇霖    中国资产管理人论坛 理事



十年间我国银行业发展格局的新变化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发展格局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曾刚：首先，市场主体更加丰富，机构体系日渐完善。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由3747家上升到4602家，机构总数增加了855家。随着机构数量的持续增长以及机构类型的不断丰富，银行业金融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次，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市场集中度持续下行。根据银保监会数据，2021年年底，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大行的资产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占比为 35.56%，较 2008 年下降约15 个百分点。从变化趋势看，2007 年到 2017 年之间，五大行资产总额占银行业比重从 53.2%快速下降到了35.5%，2018年之后逐渐趋于平稳，在2020年之后略有回升。
再次，净息差持续收窄，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下降。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叠加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银行业的净息差水平持续下行，从 2012 年年初的 2.77%下降到2022年 6 月末的 1.94%。净息差的下降主要源于贷款利率的持续下降，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2011 年 11 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为 8.01%，到 2022 年 6 月已下降到4.41%，降幅达到 45%。加上减费让利等因素，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显著降低，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逐步形成。
同时，资产、信贷结构不断优化，有效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银行业资产结构持续优化，贷款增速开始显著超过资产规模增速，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也连续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持续强化，脱实向虚的情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在信贷结构方面，银行业不断强化对国民经济薄弱环节以及国家重大战略的金融服务，持续加大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自主科创、制造业以及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投放力度，相关领域的信贷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然后，数字化转型加速，显著提升金融效率。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金融数字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背景下，银行机构愈发重视对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与实践。2022 年 1 月，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从监管层面，对银行保险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与引导。在实践中，数字化转型带动了银行业务能力的不断提升，在扩大银行客户服务范围的同时，还有效地降低了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数字技术对银行普惠金融业务的赋能，已成为中国银行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金融开放不断深化，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开放政策持续深入，包括稳步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大幅减少外资准入数量门槛，实现中外资业务范围一致以及不断拓宽金融领域中外合作等。
截至 2022 年 5 月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 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6 家外国银行分行和 134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919家。除银行以外，在新型金融机构方面，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已有三家中外合资理财公司获批，其中莱德建信理财公司还获批参与养老理财产品试点。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丰富我国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普惠金融：有效覆盖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
《金融时报》记者：过去十年，我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普惠型涉农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5.5%、14.9%，大大高于贷款平均增速。银行业在普惠金融方面实行了哪些举措？又取得了哪些成就？下一阶段普惠金融的关注点将在哪些方面？
李奇霖：在普惠金融方面，银行业多措并举。对于小微企业，一是为小微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保障小微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二是在小微企业经营环境受到影响时，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方式，通过贷款展期、调整还款计划等举措有效地减轻了小微企业的还本付息压力。对于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长尾客户，银行提供消费贷等消费金融服务，扩大了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对于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银行业提供“助农贷”“致富贷”等多样化的涉农贷款，为乡村提供了金融“活水”。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我国普惠金融的成果显著，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扩展到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有效地缓解了中小微企业和农村经济组织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打通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包括创业担保、农户生产经营、助学、脱贫等方面。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6 月，金融机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为 29.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8%，这一规模在近几年持续增长。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 7.49 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创业担保贷款余额2602亿元，同比增长 13.5%；全国脱贫人口贷款余额9794亿元，同比增长14.47%。
下一阶段普惠金融的关注点一是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的作用，通过大数据筛选符合金融服务要求的客户群体，简化申请流程和操作环节，努力降低中小微企业及城乡居民的融资成本。二是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对那些不正规的非法贷款平台进行整治清理，强化贷前、贷中、贷后管理，保护金融消费者个人数据和隐私，防范信息泄露，更大限度地保障客户合法权益。三是将普惠金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进一步优化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生态，促进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协调发展，满足各类群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理财业务：已回归本源 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金融时报》记者：2018 年，资管新规、理财新规两大重磅文件先后落地，银行理财开始在监管层层约束下真正走上代客理财的回归之路。当前，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呈现出哪些特点？后续发展空间如何？如何进一步向专业化特色化转变？
曾刚：资管新规颁行之后，银行主动顺应监管政策导向，在压降不符合新规要求的存量老产品的同时，利用银行理财公司成立契机，加快净值化产品的发行。总体上看，2018 年以来，银行理财不断提升资产管理的核心能力建设，充分利用资管新规过渡期延后一年和疫情背景下居民资产避险需求上升的机遇，围绕零售转型和产品净值化转型目标，不断调整理财业务结构和发展策略，推动回归代客理财的本源，转型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是银行理财规模企稳回升。2018年资管新规正式颁布之后，银行理财一度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存量资金规模也从2017年4月末最高 30.29 万亿元一路下降到 2019 年年末的23.4 万亿元（其中也有保本理财被剔除的因素）。进入2020年以后，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陆续成立以及投资者对净值化产品接受度的逐渐提高，新产品发行开始加速，银行理财规模止跌回升。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新发行1.52万只，累计募集资金47.92万亿元。
二是净值化转型持续推进。2022年，资管新规过渡期正式结束，与转型要求相适应的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明显提速。截至2022 年 6 月底，净值型理财产品存续规模27.72 万亿元，占比 95.09%，较年初增加 2.13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增加 16.06 个百分点。
三是理财子公司成为理财市场主体。2019年5月22日，银保监会批准工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开业，成为市场上第一批获准开业的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已有 29家理财公司获批筹建，其中27家已获批开业，理财公司存续产品存续规模19.14万亿元，同比增长91.21%，占全市场的比例达到65.66%，成为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是产品、业务创新加速。在投资端，资产配置日益多元化，实现财务回报投资的同时，兼具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等多层目标。在销售端，跨行合作成为新趋势，银行机构之间的相互代销成为业内主流。五是投资者不断壮大，截至2022年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为9145.40万，同比增长49%。
未来，随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入，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财富增长以及资产重新配置所带来的需求，将为银行理财行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除了进一步完善产品体系，提高投研能力外，银行理财公司特色发展中，还有几个值得一提的重点领域。
一是大力发展养老理财。把握养老理财试点的机遇，推动养老理财以及养老资管业务的全面发展，构筑行业新增长极。2021 年 9月10日，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关于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的通知》，明确自 2021 年 9 月 15日起，工银理财在武汉市和成都市，建信理财和招银理财在深圳市，光大理财在青岛市开展养老理财产品试点。2022 年 2 月，试点进一步扩展到“十地十机构”。对银行理财公司而言，凭借母行在账户管理方面的优势以及自身产品和服务体系完整等优势，在养老理财领域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二是加快产品创新。银行理财公司应进一步围绕客户需求，通过不同资产、不同策略和不同周期的产品要素组合，形成不同的资管产品，以满足日渐多样化的客户需求。从大类资产配置角度出发，应进一步发展基金中的基金（FOF）、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MOM）、多资产配置等创新产品；从降低成本费用以及择时要求出发，加大各类指数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被动管理产品研发；从碳中和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所蕴含的机遇出发，发展专业的产业投资资管产品以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主体（或碳减排）资管产品等；从服务于客户目的达成的角度出发，可以开发负债驱动资管产品、低波动资管产品、目标日期养老产品、慈善+理财主题资管产品、消费权益+理财主题资管产品等。
三是强化金融科技赋能。随着客户数量的快速增长，科技赋能成为理财机构提高服务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的重要手段。从未来看，金融科技将更多应用于理财产品营销、产品投研、风险管控、运营管理等业务全流程，以帮助理财公司改进投资能力，强化风控管理，提高运营效率，更好地服务客户。
风险防范：治理乱象 夯实双层金融管理框架
《金融时报》记者：过去十年，是我国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十年。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在化解银行业金融风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银行业应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曾刚：2017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而且提出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基于这个判断，意味着我国金融风险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三大循环存在不畅，而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就需要理顺三大循环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关系。这一方面需要对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有序的处置和化解，提高金融体系本身的效率和稳健性；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不断推进金融改革，完善监管制度，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奠定更为良好的基础。
在存量风险化解方面，一是持续清理以影子银行为载体的脱实向虚、金融空转行为，银行同业业务规模持续压降，理财业务在资管新规之下平稳转型，在稳杠杆的同时，有效实现了影子银行风险的收敛，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显提升。二是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合理满足房地产市场融资需求，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势头得到根本性扭转。三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初步控制，国有企业高杠杆问题有明显改善，一批债务金额巨大、涉及面广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事件得到平稳处置。四是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2021 年以来，监管部门坚持金融活动必须持牌的原则，严厉清理、打击各类非法集资活动，深入推进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P2P）网贷等专项整治工作，金融行业秩序得到整肃。五是积极推动重大风险处置。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压实各方责任，对部分高危风险机构进行了平稳处置，有效避免了风险的外溢。
在治理金融乱象、促使风险收敛可控的同时，2017年以来，监管改革进一步优化和夯实了既有的双层金融管理框架：一是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为统领，进一步明确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统一跨行业的监管规则，促进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二是进一步完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明确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的职权范围，并强化中央、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以及风险化解中的协调机制。总体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银行业长期稳健发展奠定了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李奇霖：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大背景下，银行业需要持之以恒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住底线，推动中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持续推动银行机构深化改革，促进银行现代化转型，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治理机制。积极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改善银行的内部治理水平。同时，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严厉打击大股东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进一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提高不良资产处置能力，鼓励银行通过市场化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来化解不良资产风险。三是积极推动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如完善永续债市场、加大专项债的支持力度等。四是持续化解中小银行金融风险，推动中小银行进行市场化合并重组，鼓励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机构参与化解中小银行风险，盘活其不良资产。五是完善金融稳定制度顶层设计，落实用好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强化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六是利用好金融科技，促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银行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水平。监管层面，利用科技加强对风险的监测及预警，实现精准快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绿色金融：市场规模高速增长 重点关注三大领域
《金融时报》记者：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银行业在发展绿色金融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如何深化对“双碳”目标的支持？
曾刚：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从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市场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16年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体系的经济体。
银行业作为我国绿色信贷的主要投放主体，同时也是绿色债券最重要的发行方、承销方和投资方，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双碳”目标提出后，在银行业的积极参与下，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市场都呈现了高速增长态势。根据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比上年年末高 12.7个百分点，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21.7 个百分点，全年增加3.86 万亿元，绿色信贷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2年3月，中国境内市场贴标绿色债券累计发行 1.98 万亿元，存量规模1.25万亿元，2022年1~3月绿色债发行规模2083.03 亿元，比 2021 年同期增长76.8%，我国成为国际绿色债券市场第二大发行来源国。
从未来看，银行业要深化对“双碳”目标的支持，重点领域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是狭义的绿色金融。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在前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加上政策支持力度的持续上升（如 2021 年人民银行推出的精准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商业银行在对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领域的发展将进入加速期，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碳减排技术是关注的重点，商业银行应该加强对这些产业的研究。第二是转型金融。转型金融是指在经济主体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型的进程中，为它们提供融资以帮助其转型的金融活动。对中国这样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要实现“双碳”目标，转型金融的重要性可能会高于绿色金融。在这个意义上，银行业需要把握传统高能耗行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的产业特征以及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并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助力这些行业减排目标的实现。第三是碳金融。即围绕着碳排放权而进行的各种金融产品创新。从长远看，随着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日渐成熟，相关制度逐步完善，金融机构或许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参与投资和交易，这样不仅有助于提升市场活跃度，也更有利于碳资产更好地定价。此外，在市场发展成熟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也可以围绕碳资产进行金融产品创新，进一步丰富金融资产投资产品以及满足风险管理需要。
同时，在此基础上发挥碳资产的价格引领作用，引导更多金融市场资金流入到节能减排或者“双碳”减排中。
中小银行：完善公司治理 依托数字化转型
《金融时报》记者：2016 年以来的金融严监管及宏观形势变化，已对中小银行经营带来显著压力，倒逼中小银行重新思考战略定位及发展路径，逐步培养竞争优势，谋求可持续发展。下一阶段，中小银行转型发展有哪些路径选择？
李奇霖：目前来看，中小银行要转型发展大致有两个主要的路径，一是优化公司治理；二是数字化转型。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当前很多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很小，业务覆盖范围也不广泛，不重视公司治理，导致存在内部人控制、大股东“越位”、非法关联交易等一系列问题，这无疑会阻碍中小银行的发展。因此，推动中小银行股权结构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至关重要。中小银行可以从治理架构、内部激励机制等方面着手，搭建完善与公司体量匹配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银行内部治理水平以及经营效率，保障中小银行健康长久发展。
数字化转型方面，金融与科技的结合是当前金融行业发展的大趋势，中小银行规模小、业务范围窄，因此也就无法享受规模效应带来的好处，资本金实力弱、经营成本也相对较高。而数字化转型可以让中小银行依靠科技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降低成本。比如可以借助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更加快速地收集、处理并分析信息，为银行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基于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更科学的决策，中小银行依靠金融科技还能为客户搭建体验感更好的服务平台。由于中小银行本身就是定位于服务“三农”、中小微企业的，而这些中小微企业个体差异很大，需求也各有不同，因此中小银行依托金融科技手段，能够为这些客户提供更加精准、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
数字化转型：应发挥对社会民生的积极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能力已成为银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目前，银行业在数字化战略布局方面有哪些进展？您如何看待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前景？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李奇霖：2019 年、2022 年人民银行先后更新两版《金融科技发展规划》，逐步确立数字化布局的战略意义，近几年中国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已取得重要进展。
首先，在战略上银行业逐步确立了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方向，国家层面从企业战略上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大组织架构建设、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和数字化文化培养。其次，不断加大对 5G 通信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升级，实现金融基础设施的能级跃迁。再次，业务系统上，逐步通过金融科技和分布式架构满足客户日益丰富的数字化需求，大大提升维护效率，降低业务成本。最后，数据计算能力的提高给数字化风控管理带来了巨大优势，通过建立风控模型，信贷业务的贷前、贷中、贷后环节的风控管理均有机器算法参与，数字化风控管理发展迅速。
在《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 年）》中，“数字化转型”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主线被多次强调。根据 2021 年毕马威的调查显示，未来三年银行预期在数字化转型相关领域的直接投入占其营收比例约为 3%，并且每年增长超过20%。中国银行业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但是在近几年的转型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传统银行业仍普遍根据短期盈利等短期指标评价员工和机构的表现，并作为指导未来工作方向的重要依据。因此为了短期的业绩表现，基层员工和机构往往无法顾及长期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和政策，导致数字化转型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高层的战略布局阶段。此外，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有时候落入形式主义，而忽略了银行业自身的重要作用和使命。银行业作为经济的基石，不仅关乎国家经济稳定，还与全体人民的日常基本生活保障息息相关。而在技术的发展中，有时会陷入只追求更快更强的计算、运行速度，而忽略将技术运用到经济、民生、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中去。如何最大程度上发挥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对社会民生的积极作用，将是关乎银行业数字化战略未来前景的重要因素。
对此，一方面，各银行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转型顶层策略，并且将长期的数字化转型目标分解成中期、短期、近期的工作目标，分别进行考核。在战略中需要将对数字化布局的策略、方针和指导办法落实到具体的基层机构和员工，规定其定期向上级汇报相关工作进展，纳入薪酬考核。而在制定相关机构和员工的传统业务考核指标时，应同时兼顾其数字化业务的考核，做到全面、公平，增强其对数字化业务转型的动力和信心。另一方面，各银行在制定数字化转型顶层策略的时候，应结合自身特点优势，在发展数字化转型硬件资源的同时，摸索银行业数字化对于社会民生的积极介入的可能性。比如运用数字化工具重点支持解决“三农”问题,或者将绿色金融与数字化战略布局结合起来，利用数字化工具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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