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刚主任参加“工银国际 · 金融时报读书会”并分享观点
作者：曾刚
2023年07月12日
“天气越来越热了。”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感受，而越来越多的数据正在证明这一趋势。据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数据，7月6日全球平均气温创下了历史新高，打破7月4日的纪录。而此前全球最热的一天，只需追溯到3日。一周内三次破纪录的天气，也让气候问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7月12日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正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旨在呼吁所有人共同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这也是过去几年里我国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自2020年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提出以来，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作为实体经济的血液，金融业一直在积极探索中，成为了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催化剂”，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在推动低碳转型方面，绿色金融能发挥什么作用？个人是否能够参与绿色金融？近两年引发业界高度关注的转型金融意义何在？在7月7日主题为“读懂绿色金融”的“工银国际·金融时报读书会”上，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工商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围绕一系列绿色金融相关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观点交流。应对“绿天鹅”风险，充分发挥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功能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远如澳洲山火、东非蝗灾，近如这两年的郑州暴雨、重庆山火，无不提醒着我们“绿天鹅”正在到来。所谓“绿天鹅”，即指气候变化引发的、极具破坏力的极端事件，可能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进而对金融市场构成系统性风险。“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是风险也是机遇。”几位嘉宾表示。一方面，“绿天鹅”带来的物理风险将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受灾地区企业的固定资产通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进而导致现有资产核销或提前报废；公共基础设施、居民住宅等也会遭受损失，财产出现减值。另一方面，转型风险也增加了金融不稳定因素。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是，国际的碳关税政策的实施，将对国际贸易中的企业竞争力产生巨大的影响。围绕上述变化，周诚君指出，金融机构应积极关注传统监管指标之外的“绿指标”。“如果只用传统指标来衡量，一些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很健康’。”他谈到，但从绿色、ESG的视角看，其棕色资产（指特定会计主体在高污染、高碳（高能耗）和高水耗等非资源节约型、非环境友好型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能以货币计量，预期能带来确定效益的资源）占比可能较高。在绿色发展、低碳转型的大趋势下，这样的资产结构可能对应着较高风险，需要计提更高的损失准备。周月秋同样提到了环境与气候风险。在他看来，绿色金融可以发挥其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的作用。他解释，绿色金融可通过多层次的产品，发挥自身在权益定价和风险定价方面的优势，促进交易活跃度提升与更公允的碳价格形成，形成有效的市场化减碳机制。此外，周月秋谈到，金融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不仅源自风险管理的需要，更源自巨大的发展潜力。“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全球有约110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包括金融在内各方力量更加强有力的支持。”他强调，绿色金融可增强资金配置中的“绿色偏好”，降低“绿色成本溢价”，助力各国减排目标达成。探索个人碳账户产品，引导绿色消费新时尚
一提到低碳转型，我们往往能想到新能源、工业企业转型等大项目。实际上，低碳转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也息息相关。中科院2021年公布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全社会碳排放总量中，生产端占47%，消费端占53%。“比如公务出差，原本可以坐公务舱的人如果选择了经济舱，这种行为也是一种减碳的表现。”周诚君期待，未来能够有一套公认、可行的碳核算机制，可以清晰记录日常各种行为的碳排放量，并由专业认证机构给减碳行为颁发相应证书，经过认证的减排量也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从公务舱到经济舱、自带餐具和牙刷（少用一次性产品）、将空调温度调至26度……这些小事正在成为低碳转型中聚众力的一部分。越来越多人开始注意日常生活细节，希望可以聚沙成塔，助力碳减排。“绿色金融也可以通过更多元产品设计来引导公众的低碳生活、低碳消费。”曾刚非常看好消费端减排的巨大潜力。他表示，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绿色消费浪潮。未来，在支持新能源或绿色消费场景层面，金融机构可以探索更多元的金融产品来支持、挖掘绿色消费潜力。一方面，金融机构可通过碳账户的建设与激励活动，引导居民的绿色消费和低碳行为。国内商业银行层面，个人碳账户也已呈开花之势。例如，“中信碳账户”中，个人客户可授权采集不同生活场景下的低碳行为数据，核算累计个人碳减排量换取相应的碳积分，并支持以碳积分兑换个性化的绿色权益产品。而作为“个人碳账户”试点项目，衢江农商银行面向个人客户推出了“点碳成金贷”，根据碳积分将客户分成“深绿、中绿、浅绿”三个等级，并在“授信额度、贷款利率、办理流程”方面提供差异化优惠政策。另一方面，随着消费者逐步形成低碳、绿色、简约的生活方式，绿色产品会产生溢价，这种溢价会提升绿色资产在金融市场估值，进而引导生产端的绿色转型。“这是一个正向循环。”曾刚表示。“绿色金融聚焦前沿，转型金融可团结更多力量推动低碳转型”
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周诚君坦言，任务相当艰巨。他从我国城市化进程角度出发谈到，按照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来算，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仍有大量的钢筋水泥、公共设施建设等需求。而这些领域都是传统的高碳排行业。据测算，2020年，我国电力、钢铁、水泥、铝冶炼、石化化工、煤化工等重点行业及交通、建筑的碳排放合计占我国总排放量的90%以上。转型金融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我国现有的绿色金融体系在支持范围不能完全满足高碳行业转型的融资需求，绿色金融主要聚焦于绿色或近零排放的领域，而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需求在现阶段也急需金融支持。”周诚君解释。周诚君做了一个生动比喻，“如果说绿色金融鼓励的是低碳转型领域的前沿探索者，那么转型金融旨在团结更多相对保守、但也在推动低碳转型的参与者的。”他举例解释，一个传统的火电厂如果明确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路径，并持续向外界披露他的碳排数据和减碳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推动转型，就属于转型金融支持的对象。对于转型金融，业内最担心的是高碳行业转型过程中“假转型”风险。对此，曾刚强调，不论是绿色金融还是转型金融发展，首先要加强标准的制定和衔接，明确对绿色和转型项目的认定标准，以此减少“洗绿”“漂绿”。周月秋则认为，最关键的是完善信息披露体系，增强转型金融全流程的信息透明化程度。政策端要健全长效监督管理机制，严防“洗绿”“漂绿”，同时纳入政策激励框架，将披露情况作为专项激励政策的重要参考和考核依据；企业端要建立高碳企业信息披露要求与规范，逐步从“鼓励性披露”过渡到“不披露即解释”和“强制性披露”，并鼓励企业积极运用大数据、AI技术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金融机构端要开展转型金融信息披露试点，鼓励试点金融机构率先实践，并强化碳测算与风险量化等前瞻研究能力，加强碳核算与披露能力，利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等工具测算转型风险。此外，还要提供技术支持，打造企业、政府信息平台、金融机构等多方数据实时联动机制，并建设服务于全生态系统的碳信息披露平台，通过大数据主动识别气候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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