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政策动向始终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将关税政策视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工具，以“美国优先”为旗帜，对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掀起了一轮席卷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这一政策在初期曾被认为能短期提振美国本土产业、吸引制造业回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复杂后果逐渐显现。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刘晓曙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非一剂“强心针”，而是给美国经济乃至全球贸易体系刻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制度性疤痕”。

关税政策的短期利好与长期隐忧

《金融时报》记者：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在近期进入关键阶段，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您认为关税政策对美国消费者、企业以及整体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长期影响会是怎样的？

刘晓曙：特朗普关税政策是为了实现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目标。但是从根本上，贸易保护主义无法创造繁荣，反而会损害美国经济与消费者福利。

从短期看，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促进部分制造业流入美国。首先，美国要求他国对美出口使用低税率，而自身保留高关税，形象的比喻就是外国商品流入到美国要跨过的门槛要高，而美国商品流到国外要跨过的门槛要低，甚至没有。如美欧协议中，欧盟将对美国取消大量关税，而美国对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这种非对称性关税税率有助于提高美国部分行业的竞争力，为美国本土企业创造市场空间。其次，美国通过构建关税壁垒迫使部分企业调整供应链布局，倒逼制造业流入美国。例如，美国通过对半导体加征50%关税，迫使台积电、三星在美国亚利桑那和得州建设晶圆厂。此外，美国还通过实体清单、出口管制构建技术壁垒，以保守而不是开放的方式来强化其科技产业的竞争优势。

但从长期看，关税政策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多维度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虽然部分行业企业受益于关税不对称性而获得相对竞争优势，但依赖进口原材料和供应链全球化的企业却可能遭受冲击，削弱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关税政策下，依赖进口的高性价比中间品（如零部件、原材料）的美国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这不仅增加了采购成本，还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或延迟，从而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根据麦肯锡报告，美国企业将25%的亚洲产能转移至墨西哥、越南等地，但供应链总成本平均上升37%。此外，高关税将迫使部分跨国企业将资源从研发转向成本控制，导致创新投入被削减，从长期来看，将削弱企业增长潜力。例如，苹果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转移至印度，但当地供应链缺陷导致良品率下降5个百分点，研发投入被迫向制程优化倾斜，削弱了其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前沿领域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关税冲击可能会抑制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迫使消费者改变长期购买习惯。高盛测算，当前关税仅22%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若政策延续，年底这一比例可能升至67%。高关税将推高进口商品价格，侵蚀居民购买力，抑制消费意愿。同时，价格压力下消费可能不得不转向质量更差的替代品或减少非必需消费，形成类似“疤痕效应”的消费模式。关税政策下，部分依赖进口的商品供应（如咖啡、汽车零部件等）将受限，消费者被迫接受单一选择或次优产品，长期将降低市场效率和减少消费者福利。此外，特朗普关税政策反复摇摆，消费者与投资者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产生了严重质疑。市场对政策环境的信任受损如同一种“制度性伤疤”，会对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运行产生重大的冲击。

虽然特朗普意图通过关税政策“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在实际运行中，关税政策的后果远比特朗普政府预想的要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无法支撑经济持续繁荣，唯有开放合作才能为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注入持续增长动力。

美国与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的变化及影响

《金融时报》记者：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美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系对其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您认为美国与中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变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

刘晓曙：自从特朗普将关税作为谈判大棒，迫使贸易伙伴（如欧盟、日本和韩国）做出让步，签订更有利于美国的新贸易协定，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开始有裂痕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策略，通过频繁使用关税手段，破坏了全球协作的贸易环境。长期来看，这种策略不仅会损害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还会削弱美国在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

一方面，全球价值网络强调全球生产是高度分工、相互依存的复杂体系，依赖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相对自由地流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了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全球价值网络受损带来的成本上升与效率损失最终将反噬美国经济。数据显示，当前美国对全球所有商品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从年初的2.08%升至17.39%左右，高关税提高了商品跨境成本，直接抑制了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协作意愿与规模。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迫使企业脱离最优分工体系，美国企业的分工效率将下滑。还有，全球价值网络间的协作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美国的“技术孤立”策略将削弱其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以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将削弱美国的“网络中心性”，导致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相对衰落。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市场规模、技术优势成为全球价值网络的“核心枢纽”，但随着美国关税政策打破全球对“美国市场+美国供应链”的双重依赖，全球各国加速建立新的贸易联盟以减轻对美国市场依赖，这将加速削弱美国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重要性。例如，特朗普关税政策以来，中国与欧洲、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从双边贸易看，欧盟对华贸易占其比重由2025年3月的14%上升至6月的15.1%，对美贸易占比由21.5%下降至16.9%；加拿大对华贸易额占比从3月的6.2%升至6月的6.5%，对美贸易额占比从67.3%降至64.1%。在关键技术领域，各主要经济体也在加速“去美国化”布局。例如，欧盟《芯片法案》明确要求成员国减少对美技术依赖，2025年欧盟芯片产能目标提升至全球20%。

总之，美国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保护主义虽然可获得短期收益，但将付出破坏全球价值网络、削弱盟友信任、加速自我边缘化的长期代价。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考量与走向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主要考虑哪些因素？未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走向会是怎样的，对美国经济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刘晓曙：1946年，杜鲁门签署了《就业法案》，让联邦政府承担起稳定物价和提高就业率的责任；1978年美国国会进一步通过《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案》，赋予美联储“促进最大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当前，美联储正面临“稳就业”优先还是“抗通胀”优先的两难困境，或者说，面临降息诅咒：降息，通胀上升；不降息，经济弱、就业弱。

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显著疲软，经济的里子持续走弱，7月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创9个月新低，其中的就业分项更是5年最差，市场再度期待美联储降息。

但是，通胀反弹因素仍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7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至3.1%，已连续2个月反弹，距离2%的通胀目标越来越远。当前，关税冲击的通胀效应尚不明显，关税对通胀传导明显缓慢，除了存在多轮关税豁免期、美国进口商多次“抢进口”外，还可能是因为美国正处于经济短周期中的下行阶段，关税对通胀的影响部分被需求转弱所抵消。但关税引发的进口产品价格波动，与石油价格上升引发的外生冲击性质相似，最终都会传导至消费终端。假使美联储把“稳就业”放于更优先的位置，通过（大幅）降息来推动总需求回升，那么，叠加关税和财政扩张，通胀可能难以得到根本的控制，甚至可能会引发二次大通胀风险。

当前美国通胀风险仍未解除，美联储应坚守通胀锚定原则，降息还需等待关税的影响进一步显性化及通胀得到控制的趋势确认。但美联储在操作中难以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特朗普威胁推进对鲍威尔的重大诉讼、通过安插新理事等重塑美联储格局，以迫使美联储降息。这就使得美联储的降息时间、幅度都变得扑朔迷离。更糟糕的是，特朗普对美联储的不断指责、施压、干预甚至威胁，美联储的独立性可能受到削弱，它将给美国金融体系带来另一“制度性疤痕”。

美国经济长期衰退风险正在累积

《金融时报》记者：尽管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增长数据亮眼，但从具体数据来看暗含一些隐忧。您认为美国经济在未来1至2年内的增长趋势会是怎样的？哪些因素可能推动经济增长，哪些因素又可能成为阻碍？

刘晓曙：未来1至2年，美国经济将处于增长动能与制约因素交织的复杂局势。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增长仍具韧性，但其增长潜力将被限制，潜在增长曲线或者说增速中枢将下移。

当前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时代，美国作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未来1至2年其在人工智能（AI）技术创新与产业化上仍将居于全球领导地位，以AI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将促进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发展，推动生产率提升，为美国经济注入长期增长动力。同时，《大而美法案》作为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也将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提振效应。例如《大而美法案》提出将企业税永久锁定在21%、研发费用100%抵扣等政策，通过为企业节省税负，刺激企业增加投资。

数字技术创新为经济注入长期增长动力，财政刺激带来短期经济提振；但与此同时，政府债务、通胀风险与关税冲击可能会限制美国经济增长潜力。

一是债务问题将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在2025年8月已突破37万亿美元。随着国债总额持续攀升，利息支出将进一步侵蚀财政空间，迫使联邦科研预算连续三年缩减。同时，政府为偿还债务大规模发债将直接加剧市场资金供需矛盾，推高私人部门融资成本，挤压实体经济投资空间。例如2025年4月，受美国财政赤字扩大和国债发行量激增影响，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4.5%，带动穆迪AAA级企业债券利率一度攀升至5.67%。

二是通胀正持续削弱美国经济增长潜力。一方面，通胀直接压制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意愿。对于消费者而言，高通胀通过侵蚀货币购买力，导致居民实际收入被动缩水，直接抑制消费需求。对企业而言，通胀环境下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同步攀升，若企业无法将新增成本完全转嫁至终端消费者，将直接拉低投资回报率，抑制企业的投资意愿，拖累经济增长潜力。另一方面，通胀限制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迫使美联储维持较高利率政策，间接影响微观主体行为。高利率将直接推高居民与企业的融资成本，抑制消费和投资意愿。更关键的是，高利率还会与债务压力形成负反馈循环，放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受利率高企影响，今年二季度美国逾期90天以上的信用卡债务占比达12.3%，为2011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企业私人发行债券的违约率也提升至5.5%。居民与企业偿债压力加大不仅会挤压消费与投资，还可能引发局部债务风险，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

三是关税冲击将放大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耶鲁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全面关税可能使2025年至2026年GDP年均减少0.5个百分点，鞋类和服装价格分别上涨40%和38%。当前美国资本开支与库存周期本就共振放缓，关税上升可能会令经济增速进一步承压。

本报记者：王璐；编辑：韩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