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曙，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

当全球经济版图加速重组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历史性交汇，金融体系正经历服务逻辑的深刻变革。面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与中美博弈的叠加效应，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刘晓曙博士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指出，经济结构在变化，金融所服务的客户结构也会随之调整，金融服务方式也应该跟着变。他强调，商业银行亟需构建“能力驱动”型服务体系，通过专业化能力建设与深度综合化经营适配经济结构变迁。

经济结构转型与金融战略应对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新形势下，我国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金融机构又该如何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变化，为实体经济赋能？

刘晓曙：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是旧经济结构不断被淘汰逐渐走向边缘、新经济结构不断被创造形成走向中心的过程。中长期视角下，我国正处在新旧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由传统经济占主导转向新经济占主导的趋势已愈发明显。以制造业为例，科技创新驱动是新经济的核心特征，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强度相对高（前1/3）的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占比2024年已达到47.7%。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迅速，显著高于传统行业。当然，看到新动能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要正视传统动能面临的挑战。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已触达天花板，以房地产、基建等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持续下降。

如何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平稳转换与接续，做好长期转型与短期稳增长之间的平衡，仍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特别是短期来看，内部供需不平衡和外部不确定性还在加剧。一方面，以房地产和基建为代表的传统产能消耗部门正逐步走弱，但相关产能生产部门却未能随之调整自身结构，供需结构不平衡问题将持续影响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美国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冲击下，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级，中国出口将会受到冲击，出口需求减少会进一步加剧供需不平衡。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经济结构在变化，金融所服务的客户结构也会跟着调整。自然地，金融服务方式也应该跟着变。长期来看，商业银行要加快“能力驱动”的战略转型，提升专业化能力，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变迁。商业银行要积极拓展挖掘新动能客群，优化旧动能客群。旧经济结构下，客户需求相对比较明确，风险较低；相较之下，新动能带来新需求，但新兴产业以创新驱动，属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银行需要创新业务模式，构建专业化能力体系，通过更深度的综合化经营来匹配客户需求。短期来看，商业银行要以更大力度助力全方位扩大内需。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在增加，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供需失衡。扩大内需是稳增长的核心抓手。在消费端，商业银行要创新消费金融产品，拓展消费场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在投资端，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优化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护航民营小微企业发展，助力就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转向的平衡逻辑

《金融时报》记者：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表示会“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您认为这一调整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信贷可得性将产生哪些具体影响？

刘晓曙：货币政策的变化与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短期来看，不论是要推动经济实现供需再平衡，还是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级对出口的冲击，都需要通过提振内需来破局。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水平、增加市场流动性、促进信贷扩张,为扩大内需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打开对经济主体需求扩张的限制。同时，货币政策取向的调整释放出明确的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以及支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积极信号，有利于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将更加合理充裕，市场利率水平将继续处于较低位，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的信贷可得性。具体来看，降息会直接降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进而带动企业和个人贷款利率下行，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降准将直接释放银行的流动性，增加银行可用于放贷的资金，银行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满足企业和个人的融资需求；同时，降准将释放长期低成本资金，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为部分银行降低企业信贷成本拓展空间。此外，结构性货币政策也将持续发力，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更多金融资源将投向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产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更好地提振各方信心、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金融护航稳外贸破局路径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美国开始推行逆全球化政策。特别是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升级，美国对中国商品累计加征畸高关税,或将对我国贸易造成较大冲击。金融应如何为稳外贸“护航”？

刘晓曙：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将对外贸企业的经营发展造成严峻挑战。本轮“对等关税”从对少数国家加征“单边关税”扩大到了对主要经济体全面加征系统性关税。中国企业通过转口贸易、对外投资规避高额关税的方式可能无法奏效，我国转口贸易亦将受到冲击。高关税下，外贸订单将下降，直接压缩出口导向型企业，特别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缓解外贸企业生存压力，支持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一是为受关税影响的企业提供资金周转支持。关税冲击下，部分外贸企业将面临订单骤减、资金链紧张等挑战，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要重点关注外贸企业的业务周转需求，帮助企业缓解业务资金周转困难。

二是强化外贸企业的跨境风险保障与汇率管理。一方面，中信保等保险机构可扩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和覆盖面，加大对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承保支持力度，减少买方违约损失。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通过为外贸企业提供外汇远期合约、期权或掉期等工具锁定未来汇率，规避因关税政策引发的汇率波动风险。

三是支持外贸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针对积极拓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一带一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东及拉美等贸易新兴市场的外贸企业，商业银行要深入了解企业的金融需求，如跨境电商、海外仓建设、本地化生产等，为其制定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外贸企业拓客面临新客户信用评估难、前期垫资压力大、跨境结算复杂等挑战，商业银行可定制化融资产品覆盖外贸企业拓客全周期，例如，拓客前期提供展会融资服务、订单转化期提供订单融资服务等。

科技融资困局与破题之策

《金融时报》记者：科技创新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但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周期长、经营风险高的问题。您认为金融体系在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方面有哪些亮点和不足？

刘晓曙：金融体系在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方面既有亮点也有不足。亮点方面，一是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通过设立科技创新基金、实施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等，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还通过提供财政补贴和风险补偿，降低金融机构为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风险和成本。二是优化资本市场助力科技企业发展。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不断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市场的完善，为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科技企业提供了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通过放宽上市条件、简化审批流程和加强信息披露，资本市场能够更加包容和适应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为其提供更加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支持。三是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涌现。金融机构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特点和需求，创新了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科技创新补偿贷、科技创新订单贷、科创票据、资产支持票据、资产担保债券、知识产权被侵权损失保险、网络安全保险等，覆盖了企业研究开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全周期，有效分散了科技创新活动风险。

不足方面，一是风险偏好与科技企业特性难匹配。科技型企业普遍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的特点，当前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更倾向于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的成熟期科技型企业。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支持手段待丰富、资金投入待加强，导致最需要资金来启动研发、开拓市场的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二是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核心资产多为知识产权、人才储备、前沿技术等“软资产”，其资产价值有待市场验证，银行等金融机构缺乏有效数据和评价标准去判断其真实经营状况，风险识别与度量、定价成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一大难题。三是耐心资本还相对不足。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关注短期收益，往往忽视长期价值，许多长周期、高回报的科技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融资支持。发展耐心资本，并通过政策引导资本从不耐心向耐心转变，是科技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长期资本入市改革深水区

《金融时报》记者：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应如何更好引导长期资本入市？

刘晓曙：资本市场是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短板之一在于股权融资占比较低。实际上，尽管债券是直接融资工具，但其大多是通过金融机构发行和交易，仍然具有间接融资的特性。长期资金作为资本市场的“稳定器”和“压舱石”，通过长期持有、价值投资的特性，为市场注入“长期活水”。因此，要进一步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发展好股权和股票市场。但当前仍面临一些“堵点”问题：一方面，长期以来，首次公开募股（IPO）一直是我国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的主要退出途径，但随着资本市场监管的日益加强和上市标准的提高，IPO退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优化退出机制对于吸引更多长期资本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缓解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难题。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整体上市公司的质量有待提高，中长期资金可以投资的优质公司数量有待增加。因此，未来一是要重点关注并购重组的退出渠道建设，并购重组市场改革从制度建设角度是主动退出的主要形式，需要我国制度建设层面快速出台操作性强的指引；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需关注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可整合资源并促进产业升级的硬科技、绿色低碳等方向并购重组。二是要支持更多代表新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企业上市，让更多新经济公司登陆资本市场，形成更多优质投资标的，吸引中长期资金入市。

畅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速连续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但部分企业仍反映“融资贵、融资慢”。您认为商业银行应如何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刘晓曙：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有力的融资支持，金融资源的覆盖面与可得性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2.93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政策层面通过降准、再贷款工具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降低融资成本，2025年前两个月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已降至4.03%，较2018年累计下降3.9个百分点。

然而，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仍存挑战。2024年普惠小微授信户数超过6000万户，覆盖了约三分之一的经营主体。我国普惠金融领域表现出信贷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头部明星企业信贷资源过度集中。“隐形冠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具备政府信用背书或稳定现金流的明星企业更受银行青睐，商业银行扎堆服务于这类易触达的头部优质客户导致贷款业务竞争加剧，甚至出现“价格战”，部分银行为了争抢贷款投放将贷款利率降低至3%以下，甚至低至2%左右。另一方面，长尾小微企业信贷需求未被满足。对于更加需要融资支持的长尾小微企业客户，“小而散”的特征更加凸显，商业银行服务这类客户所要付出的运营成本和时间成本更高。同时，商业银行由于专业的技术和行业知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难以准确评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导致对这类企业的价值判断存在不确定性，不敢轻易发放贷款或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进而出现“融资慢、融资贵”的问题。

破解这一困局需多方协同发力。商业银行需深化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手段优化信贷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更便捷地实现小微企业客户触达，降低运营成本与时间成本。同时，要构建专业化能力体系，通过专业化的行业研究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产品服务供给能力，建立针对细分行业领域的风险评估模型和服务方案，破解小微企业价值评估难题。政府部门则需积极作为，搭建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整合各类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市场拓展、技术创新等多方面的问题。同时，要着力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记者：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