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格局深刻调整与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关键节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应时而生。这份承载着国家金融开放战略布局的重磅文件，旨在落实中央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要求，以制度型开放彰显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决心。《行动方案》精准聚焦企业在跨境资金周转、汇率风险和融资渠道等领域的核心痛点，推出五大方面18条首创性与集成性并举的优化举措——从创新运用再贴现工具降低人民币贸易融资成本，到优化全功能资金池，一系列措施不仅将显著提升企业跨境经营的便利性与效率，释放巨大发展红利，更将为上海锻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金融枢纽注入强劲新动能。如何理解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行动方案》又能带来哪些加分项？围绕相关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

《金融时报》：上海一直是我国金融开放的高地，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您看来，为何会此时推出《行动方案》？

曾刚：《行动方案》的出台体现了国家金融开放战略的关键布局。当前，全球金融格局正在深刻调整，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进入关键发展阶段。此方案是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要求的具体行动，彰显了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金融要素市场体系日趋完善。上海已建成涵盖货币、债券、股票、外汇、黄金、保险、期货等在内的全球最为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之一，特别是“沪港通”“债券通”“沪伦通”等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深化，2024年上海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达到29.8万亿元，同比增长30%，占全国业务总量的47%。

其次，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1782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约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中心等重要国际金融组织相继落户，形成了高水平国际金融生态圈。

第三，金融科技创新引领全球。上海在金融科技应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断突破，通过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打造了全球领先的金融科技创新高地。

最后，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增强。上海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资金配置中心，在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金融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特别是为外贸企业提供了便捷化跨境金融服务。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支撑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现了真正的跨越式发展，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持续提升，这不仅是上海对标国际规则、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的体现，更是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窗口。

《金融时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此前提到，央行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打通堵点、破除痛点、解决难点”的工作思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行动方案》。在您看来，围绕跨境金融服务，目前还有哪些痛点、堵点？本次《行动方案》是如何优化的？

曾刚：目前企业在跨境金融服务方面仍面临三大主要痛点：

首先，跨境资金周转效率有待提升。企业全球资金调配面临流程繁琐、审批周期长等问题，资金“走出去”与“引进来”存在一定限制，难以实现全球资金的高效统筹管理。

其次，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有待完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应对汇率波动时，缺乏多元化、低成本的避险工具，跨境经营面临较大汇率风险。

第三，跨境融资渠道有待畅通。企业在境外投资、并购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缺乏综合性跨境金融服务支持。

针对上述这些问题，《行动方案》通过五方面18条举措实施有效优化：

在提高跨境结算效率方面，方案优化了外汇业务管理模式和展业流程，完善企业集团全球资金管理体系，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及应用场景，这将大幅降低企业跨境资金调度的时间成本和运营成本。

在汇率避险服务方面，方案扩大了外汇市场参与主体范围，丰富了避险工具，提高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功能和全球覆盖面。

在融资服务方面，通过再贴现窗口支持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鼓励银行扩大跨境贸易信贷投放，降低企业人民币贸易融资成本，这解决了长期以来企业跨境融资难的关键痛点。

在保险保障和综合服务方面，方案支持保险机构创新跨境保险产品和服务，并促进跨境金融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集成水平。

《金融时报》：本次《行动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的金融举措，有不少首创性、集成性的探索政策。有哪些政策亮点值得关注？这些政策能给企业带来哪些发展红利？

曾刚：《行动方案》推出多项首创性、集成性政策举措，其中两大亮点尤为突出，将为企业带来显著便利和实质性红利。

例如，方案明确“在上海试点通过再贴现窗口支持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是一项真正的创新举措。这意味着人民银行通过再贴现政策工具直接支持人民币跨境贸易融资，将有效降低企业的跨境贸易融资成本。

对企业而言，这一政策创新带来三方面实质性好处：一是扩大融资来源，降低融资成本，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二是通过鼓励银行扩大跨境贸易信贷投放，增强了企业获得人民币贸易融资的便利性；三是推动了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贸易体系建设，降低企业汇率风险。这不仅是货币政策工具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应用，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提升的重要体现。

此外，《行动方案》针对企业全球资金管理的痛点，创新性地优化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全功能资金池跨境资金调拨功能。这一措施通过鼓励银行实现资金跨境支付自动化处理，延长对重点企业集团跨境资金池业务的服务时间，使企业能够实现全球资金“一盘棋”管理。

对跨国企业和“走出去”企业而言，这一政策创新使其能够提高全球资金运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金配置；同时也可以增强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灵活性，提升资金管理弹性；打通企业境内外资金通道，消除全球资金调配的时差障碍，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资金管理服务。

这些创新政策举措不仅体现了“突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聚焦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的两大核心要点，也充分展示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坚定步伐和制度创新能力，为企业提供了切实可感的政策红利和发展机遇。

《金融时报》：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也要统筹安全。在加强跨境金融法治与监管协同方面，如何完善相应的监管措施，以制度性优化适应新挑战？

曾刚：结合当前政策实践，制度性优化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首先，构建分类分层的监管框架。具体可通过建立合规评级制度，对高信用评级企业实施简化审批流程，扩大自主交易范围；同时保留对高风险业务的重点监管，实现风险与效率的平衡。

其次，完善数据监管与共享机制。结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监管沙箱”试点经验，可建立跨境金融业务数据统一采集和共享平台，实现海关、税务、外汇、银行等多部门数据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提升监管协同效率，精准识别套利交易和异常资金流动。

再次，推动监管科技创新应用。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构建智能风控系统，实现对跨境交易的实时监测与分析，提升风险预警能力。同时，开发模块化合规工具，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使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最后，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建立跨境金融风险共同防范机制。如探索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监管互认协议，优化跨境金融争议解决机制，为企业创造更加公平、透明的跨境金融环境。

这些制度性优化举措将有效平衡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企业跨境经营提供坚实保障，助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

记者：马梅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