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

一、中国金融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最近中央连续召开了好几个会，都是围绕着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2023年7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同年10月30号的中央金融工作会、同年12月11号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以及2024年元月刚过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在这个研讨班上，习近平主席就金融问题又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其中析出了很多新内容。此外，还有一篇新成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发表在《求是》上的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我以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中央领导讲话是相同的，其中有一段文字特别值得注意：“要牢固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平衡好功能性与营利性的关系，坚持功能性是第一位的。”这意味着，现在党中央对于金融业的要求，首要的是履行其功能，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一带一路，支持产业政策，就是说，要推动金融资源真正集聚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上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金融服务需求等等。至于是否赢利，则应放在第二位考虑。基于以上，我个人的感觉，自从中央金融工作会之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基础逻辑变了、主要任务变了、发展方向变了，发展重点也变了。我们必须跟上这个变化。

在新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战略中，突出的是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的目标，而且强调，金融强国要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国际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

基于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和上述六个强大的金融要素，我们还须通过长期的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六大部分，即，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的区别。

毫无疑问，以上所有重要论述，给我国金融界提出了一个具有极大挑战性的战略任务。

二、金融强国的中国特色

正如现代化有世界的共同性和中国的特殊性一样，金融强国也有全球的共同规律而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这种中国特色就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既政治性和人民性。

首先是政治性。我体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就是全面加强党中央对金融业的领导。新设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委，以及各级地方仿此建立党的机构等等，就是全面落实金融业的政治性。

第二个特色是人民性。在我看来，金融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金融应当助力公平分配，让广大公民都能体面、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

金融压抑不能够发挥金融的人民性，因为这会缩小金融的服务面，降低金融运行的效率。这种状况现在仍然存在，我们必须克服。但是，在另一面，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过度发展，实体经济全面金融化。在这种状况下，广大人民群众也难以获得有效且成本可承担的金融服务。现在人们都说要做简单的金融、便宜的金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有一个指标经常被大家拿来讨论，就是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22年底中国的占比是8%，不仅比美国略高一点，也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比重4.8%的水平，更高于欧盟成员国平均比重3.8%的水平。这种状况问题很大。金融的本质是流通中介和资源配置载体，其功能就是让资金能够顺畅地流通，借以引导资源配置。显然，作为非生产部门，当然是流通成本越低越好。而金融增加值高，表明资金流通成本很高；别的国家增加值低，表明别的国家效率高。中国比其他国家高这么多，表明我们的流通成本还有压缩的空间，这就和中国最近这些年的金融过度发展，而且主要是过度自我服务有关。在整个制造业、实体产业基本上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的情况下，金融业依旧赚得盆满钵满，这不是我们要的金融。

第二个要点是关乎住房市场。这个题目既大且复杂，今天不拟深论。我想指出的是，仅仅靠出台两三条政策，指望最近三五年时间整顿好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恐怕不太现实。然而，不管今后我国房地产体系如何发展，服务于普通民众的保障房都是要做的。因为，真正需要住房的是那些新市民，还有3亿农民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各式各样进入城市的人还没有房子住。想方设法满足这些人的住房需求，也是金融人民性的重要内容。这一部分钱已经开始往下拨了，去年年底发行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有一些是为了这种住宅的。

第三个要点是缩小城乡差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在世界上位次靠前，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其中40%可以归因于城乡分割。城乡分割这个事，我们一直觉得是旧社会的遗迹，其实，这主要是前苏联留给我们的遗产，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放眼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和相应的城市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群体都是农民，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农民的土地变成为资本。大家想必去过台湾，那里最富有的阶层是农民，这个结果，得益于土地改革，以及那个过程中的工业化、城市化。在我们这里，农村和农民的地，政府出面去征购，但农民得不到几个钱。政府得到土地后，便在市场上“招拍挂”，一下子卖出天价，但是，这样一个土地资本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本增益农民所得甚少，而都被城市政府获得，演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部署，尽快地让农民手中的“三块地”变成农民手中的资产，解决广大农民的低收入问题。

人民性的最后一个要点，就是切实服务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毋庸置疑，这些群体若能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我国的公平状况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

三、做好中国金融发展的“五篇大文章”

本轮金融改革除了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外，还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种提法，并置于如此之高的地位，也是少见的。应当认为，做好这五篇大文章，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

第一篇文章是科技金融。

科技金融有两个要点，一是科技，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在于促成科技的产业化，而不仅仅是做金融；另一个是风险，科技的发展促成的是“创造性破坏”，因而科技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投资。

我注意到，各个地方政府说到发展科技金融，通常都会把银行行长们召集在一起，让大家出钱。这样做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偏误。科技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投资，而且主要是要投早、投小。但是，企业在早的和小的阶段，大多是信息不透明，不确定性很大，因而风险很大。银行作为风险厌恶型机构，不可能去支持此类项目和机构。

我们不妨沿着企业发展的一般路径来分析一下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资金需求的种类。在起步阶段，企业的资金只能自筹，企业做的有了一点名堂之后，才会有风险投资、天使投资进入。与此同时，也有可能有人愿意以合伙或合作的身份参与企业的活动。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企业的生命周期通常只有一年多，此时，仍然不会有银行愿意发放贷款。再发展下去，有了可见的产品，市场前景开始显现，风险投资机构便会较大规模进入，并帮助企业创造条件，争取上市融资，成为公众公司。上市之后，风险投资机构则会伺机退出。企业成为公众公司之后，所有的融资渠道便会向它们打开。显然，发展科技金融，关键就在企业“早”和“小”的时期，那时企业的融资需求，主要来自那些风险投资机构。

正因为看到这种特殊性，此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科技金融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引导金融机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支持做强制造业。”在我看来，如下的一段表述更是一语中的：“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已经很大，但资金配置不均衡，融资结构和合理，可以说不缺资金缺本金，关键是提高融资效率，重点解决资金‘苦乐不均’和‘钱多本少’、‘耐心资本’不足等问题。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我以为，关于科技金融问题，此次金融工作会论述的最为周全。

总之，科学技术产业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支持科技产业化必须遵循风险投资原则。因此，资本市场，特别是场外的VC、PE等，是支持科技金融的主要金融机制。但是，我国的这个市场一直发展不快，近年来更是迅速下滑。

客观地说，在中国，我们恐怕还是需要依靠银行体系支持科创。然而，银行本质上是“风险厌恶型”的金融机构。这意味着，依托银行支持科创发展，需要金融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

在历史上，“打包贷款”就是一种可以支持有风险项目的产品创新，其要义就是将若干相互关联的项目组合成为一个综合性大项目，这些项目盈亏互见，但只要总体盈利，便可实施。成功的模式有芜湖模式和天津模式。最近大家广泛关注的合肥模式在技术上也属于打包贷款，只是根据目前的一些新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增加了容错机制。

除了产品创新之外，还可以考虑一种讨论很久但迄未解决的体制改革方案，这就是推进银行进行综合经营。如果可以推进这项改革，科创金融的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第二篇文章是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迅速，目前，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余额均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十余年发展下来，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大致上有五个方面。一是很难计量和验证，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难以内部化，四是投资渠道的缺乏，五是商业可持续性比较弱。简单地说，绿色金融既难监管，也难获得正常的商业利润，这是它较难持续切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大家想到的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基于大数据的风控系统，以及引入外部公共数据等。应当客观地看到，如今的世界仍然是不绿的居多，有些甚至是黑的，要将所有这些非绿的项目转绿，还需付出极大的努力。转型金融的提出，要做的用金融手段扶持绿的，同时支持那些黑的关闭，并妥善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和失业问题，对于位于绿和黑中间那一大块领域，则设法支持其改造，让它慢慢转绿。转型的要点是提供可行的界定标准，对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要有信息披露，提供多样化的转型金融工具，提供有效的激励政策，避免无序转型，实行公正转型。所谓无序转型，我们有过一次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地方为了在年末冲双碳目标，采取了很多强制性行政措施，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三篇文章是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中国的普惠金融应该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大中小银行都动员起来了，科技赋能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以及普惠金融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基于银行，银行运用科技赋能；另外一条基于科技公司的，比如蚂蚁集团就是以科技公司进入普惠金融领域。

普惠金融在中国虽已有了长足发展，下一步让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还须在增强包容性和提升质量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包容”指的是把那些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薄弱领域，以及在传统金融体系下难以获得金融服务，或者说处于弱势的重点群体，例如中小微企业、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市民等等包容进来，为他们提供合理且适当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说,普惠金融要重点服务好这些中小微弱群体。

高质量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主要的组成部分，除了我们一直强调的信贷的部分，还应包括保险、理财等方面。特别是保险体系，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全国各地的调研中就发现，对于微弱群体来讲，普惠保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基本的保险产品是这些人群和家庭的更重要的一种金融需求，但目前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必须看到，普惠金融不只是贷款，越往下保险越重要，要到农村去，就更要做保险。普惠金融现在已经开始有金融健康的问题了，跟绿色金融一样一搞成运动，就会有很多的不良资产，就需要考虑它发展的健康问题。

关于发展普惠金融，我们还不能忽略助贷的作用。广义上说，助贷是资金方和第三方中介机构（助贷机构）为目标客户提供贷款服务的合作方式。助贷将有效弥合普惠金融的断点。引流获客是助贷的基本功能。这指的是，有一定专业技术能力的助贷机构与持牌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等资金方，通过商务合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由助贷机构提供获客、初筛等必要贷前服务，由资金方完成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后发放放贷资金，从而使借贷客户获得贷款服务的合作方式。我们的调查显示，没有助贷机制，普惠金融还是很难实现全覆盖。

第四篇文章是养老金融。

养老金融是围绕着社会成员的各种养老需求,以及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所进行的金融活动的总和。养老金融包括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等三方面的内容。养老金金融是国家设计的制度，我们能够做的是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全国在推枫桥经验，枫桥经验可不可以搞一个养老服务金融呢，搞一个养老产业金融呢？北京有很多很大的社区正在酝酿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既有商业可持续性，又为人民服务的金融行业。我们在本世纪初，编第一张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时就算过帐，中国养老金能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算的是到2027年打平，2028年开始出现赤字，现在看起来，搞不好要提前。

现在对债务问题讨论颇多。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是高债务的典型国家，仔细分析便可知晓，它的发债用途，一个是养老，一个是医疗，养老没钱，医疗没钱，不得不发债弥补。这个看起来是美国的事，很快也会成为我们的事，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重视起来。

完善中国养老金融有四个抓手，第一个是制度设计，要明确三大支柱边界与功能定位。第二个是养老金的筹集与投资，要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构建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协同发展体系。去年社保基金首次出现了赤字，原来不让它进股市，后来让它进股市，结果遇到股市长期下泻，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第三是养老产业，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推动老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第四是养老模式，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保障老年人高质量、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第五篇文章是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是持牌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开放、协作和融合打造智慧金融生态系统，精准地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和智能化金融服务的金融模式。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数字技术优化了金融服务，革新了金融产品、流程及业务模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并未改变金融交易的本质，但运用数字技术可使金融体系的运营机制发生变革。

数字金融的功能很多，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平台。经过近年来对一些机构的整顿，大家开始对平台熟悉了起来。经过一段时间整顿之后，中央最近重又提出要发展平台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想说的是，平台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和财产组织形式，其发展绝对是前途无限的。最近这几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好几位是研究“公共池塘困境”的。这套理论的政策含义，就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找到了一个缓冲地带，从而避免了经济运行的体制和机制只能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选择，从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能在“私有化”和“公有化”两者之间选择的问题。公共池塘的困境延伸到经济学领域，就导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说，作为资源配置机制和财产组织形式，在企业和市场之间有一个“平台”，它们既是企业又不是企业，是一种基于现代网络之上的新形式。这意味着，发展数字金融恐怕要对平台经济给予极大的重视。

四、金融强国的共同要素：在中美比较中的分析

我们做过这样一个课题，对比中国和美国在金融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可以基于中美比较，来看一看中国要建成金融强国还须做出哪些努力。

中国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张很快，现在是美国的70%。差别在结构上，我们的问题是银行为主，保险、养老金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我们保险和养老金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所以中央说发展养老金融，应该说是有针对性的。而且我们的金融中介成本很高。

在债务市场上，中国在2019年就排世界第二，这是我国金融实力提升的又一标志。但是，在整个债务市场中贷款比重过高，其中债券市场中以政府债权为主的安全债券占比过低，以及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分割，是主要缺陷。我们对比了日本、美国、欧洲，它们的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债券绝大部分是中央政府的，在一个主权国家内这样是没有风险的，而中国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这是高风险的，不太好处理，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中央政府的债券可以用发钞票去弥补，可以让其货币化，这个债是在主权国家层面上的债务。货币是政府对居民的短债，也是主权国家层面的债务。因此，所谓债务货币化，本质上就是政府的债务期限进行了调整，提高了政府债务的流动性。换言之，在一个主权国家里，主权债务的货币化是很合理的事情，是风险很小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缓慢，上市公司行业结构更显示中美两国市场的质量差别。美国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里，有6家信息技术公司，2家现代消费公司，2家医疗保健公司。而中国的前10家公司中，有7家传统银行和传统保险机构，传统资源业1家，酒业1家，电信业1家，而且这前十名公司基本上都是国有垄断企业。这种上市公司结构的偏向，是我国资本市场的致命弊端，因为它无法引领我国经济结构不断跟上科技革命的变化，不断向高级化发展。

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我们比较了中国、美国、英国三国。美国第一，因为它技术现金，所有的先进技术都产自美国，而且法制健全。英国在经济上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很多金融活动都产生自英国，离岸金融中心也都在英国，这是因为它法制健全，有产权信息、隐私权保护等优势，而且拥有“亲创新”的监管体系。中国位居第三，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客群需求，以及平台引流带来丰富的应用场景。

在对外投资头寸方面，美国是对外净负债国，中国是对外净资产国。但是，美国虽然是负债国，它的对外投资账户的收益每年都是正的，中国虽然对外有很大的净资产，但是对外投资的账户收益却是负的。这是因为，美国的债务基本上都是美元债务，利息极低，但美国的资产均是高收益资产，通过这种结构，美国分享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新兴国家的增长收益。

货币的国际地位可以从国际债务市场、外汇交易、全球支付、国际储备资产这些领域来看。在这四个维度上，美元的地位都超过其他货币，不过现在有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下降不明显。中国的地位上升得很快，但是现在还作用有限。

最后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力。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在国际重要财经新闻机构和传播渠道中的地位，对他国金融机构经营能力的干预能力，对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干预能力，还有定价权，在这五个方面，我们现在也都是差的很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是一个各种规则的接受者。

我确定无疑地相信，经过若干年持续不懈的努力，我们建成金融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