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总体处于修复阶段，同时遇到一些结构性的挑战。全球化转变和美国持续加息所形成的收缩效应，对中国净出口增长和资金流入带来不利影响，高油价也可能直接压低全球经济增速，而国内如何实现从规模到创新的转变，仍需要一个过程，经济结构转型导致的摩擦性失业和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消费。而人口总量下降和结构转变直接改变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曲线。当前，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预计2024年经济可能实现4%以上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9%，较7月份预测值调降0.1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速将下降至4.2%，较7月份预测值调降了0.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23年10月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预测，202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4%，较4月份的预测值下调了0.4个百分点。当前中国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定，主要是与很多长期增长因素相关，因此需要在体制和政策上继续激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以促进中国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增长。

物价走势方面，在考虑翘尾因素的情况下，四季度CPI同比涨幅月均可能仍维持在零左右，全年CPI同比涨幅可能在0.3%左右。从国际定价的商品来看，短期内，受石油输出国减产和国际地缘局势紧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有所上行，但短期内并不存在价格持续上行的基础；国内定价的黑色金属等价格受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影响较大，价格可能会维持基本稳定。因此，四季度中国PPI环比可能会呈现持平或小幅下降状态，在2022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影响减弱的情况下，四季度PPI同比降幅月均可能在2.7%左右，全年PPI同比降幅或在3.0%左右。展望2024年，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发展态势仍然可能影响全球能源价格，人民币汇率走势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物价变动，维持物价相对稳定依然重要。中国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也未雨绸缪地增加了粮食和能源方面安全保障，预计2023年底和2024年物价有望维持相对平稳。

汇率方面，2023年四季度及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可能基本围绕7.3的水平上下波动。2023年人民币汇率稳定始终受到三重压力的挑战：一是美国持续加息并维持高利率，加大了资金外流的压力。而中国十年期国债只有2.7%，中美十年期利差拉开，资本流出，不论是组合投资还是FDI与QDI之差，都表现为资本流出，加上高利率推动了美元指数达到106，压制了其他国家的货币。二是在全球化转变和美国维持高利率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出口增长形成压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前三个季度，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顺差同比仅增加0.1%；分季度看，一季度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1.3%，二季度为1.3%，三季度为-13.1%。三是中国宽松的宏观政策，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展望2024年，预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将较长时间保持在4.5%以上的高位，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短期内难以收窄；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在2024年也难有大的起色叠加全球化转变的渐进影响，这将制约中国出口增长；同时，中国依然需要实施宽松政策以扩大内需。目前来看，中国仍维持货物贸易顺差和资本项下的管制对稳定人民币币值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024年，在美国降息之前，人民币汇率可能还会承受一定的贬值压力，但这主要不是贸易基本面问题，而更多是缘于货币因素的扰动。

短期来看，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在结构再平衡中获得了增长动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内外需转换来看，内需接替外需有效地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二是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大作用减弱，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由降转升，而工业增加值由升转降，这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三是从内需结构来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大作用明显增强，居民消费率得以持续回升，这将有利于加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经济循环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劳动力加速下降对加快创新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二是经济中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有待调整；三是劳动力短缺和青年人就业困难可能长期并存。

劳动力加速下降对加快创新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

一国经济潜在增速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情况，以及这些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的效率，即通常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如果从劳动力角度切入，将一国经济总量进行分解，实际上，经济增速约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以及劳动参与率增速之和。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总量分别在2007年、2011年达到峰值，之后均呈现持续下降，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较2011年下降超过1300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2007年下降5.1个百分点。随着1962—1975年这波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陆续进入退休年龄，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十几年内还会以更快速度下降。目前，我国劳动参与率已处在较高水平，不仅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也比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今后可能缓慢下降。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速将持续面临放缓压力，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只能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增速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与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在人口红利消退背景下，除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足以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否则资本边际产量（追加单位资本所带来的产量增加）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从而抑制投资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当前我国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目前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空间已非常有限，同时以往依靠引进和“干中学”的技术进步也难以持续。国际比较看，美国在人均收入较高情况下，仍保持高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技术创新和移民特别吸引高素质人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中的需求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有待调整

在国民经济循环中，消费是最终需求，是连接生产、流通、分配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偏低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21世纪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先较快下降，后小幅回升趋平的态势。现阶段，我国最终消费率仍大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降至48.9%，不足GDP的一半，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低近26个百分点，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了30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虽缓慢回升至56%，但比同期OECD国家平均72.5%以及中等偏上国家平均81.6%的水平仍有非常大的差距。2019年，在全球有消费率统计数据的177个国家中，我国排在第167位，仅高于极少数小国经济体。

在我国人口红利丰厚、资源环境约束较小的阶段，实行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实现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压低消费、增加投资有其经济合理性。但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同时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叠加人均资本存量逐步增加，投资回报率下降态势已非常明显。投资收益率的下降是市场自发调节消费与投资比率的信号。如果投资和消费比例仍不能进行充分调整，就会造成产能过剩或需要继续大幅依托国际市场的局面。这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经济循环，加大经济发展易受外部冲击影响的程度，也不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实际上，分配作为国民经济循环中的重要一环，直接决定着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在我国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比近二十年来保持在七成左右，是影响最终消费变化的主导力量。目前来看，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始终偏低，影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居民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占GDP之比的走势存在高度一致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外贸顺差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带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移，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开始逐步下降，1995年劳动报酬份额为55.8%，2011年降至46.0%，此后虽有所上升，但2019年仍仅为52.2%，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在三分之二左右存在较大差距。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居民收入的85%左右，且分配平均程度高于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因此是主导居民收入走势的关键因素。从1995年至2019年的历史数据看，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份额与GDP中的居民消费占比间的相关系数接近0.9，两者走势高度一致。二是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情况下，我国以企业为主体、以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存在累退性（税率随收入上升而下降），难以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影响消费增长。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税，虽具有较高累进性，但在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的占比近十年仅在7%左右，难以有效发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学界大量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造成税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税前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拉大。通常来说，收入较低居民的消费率更高，因此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也会限制总体消费率的上升。三是由于高房价和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当有限，居民为买房而储蓄或为医疗、养老进行预防性储蓄，也是我国总体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债务余额与GDP之比）快速提升。1999年至2019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提升了50.2个百分点，提升幅度比政府部门高出30.4个百分点，仅比非金融企业部分低2.9个百分点。

劳动力短缺和青年人就业困难可能长期并存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一方面我国面临劳动力总量下降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青年劳动力失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2亿，0〜44岁人口为8.09亿，这就意味着即使不考虑未来15年0〜44岁人口死亡风险，到2035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也会较2020年下降超过8300万；如果考虑死亡风险，那么到2035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至7.96亿，较2020年下降超过9500万，这相当于2020年日本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1.4倍、美国和欧元区国家的近一半。同时，我国又存在大量青年劳动力失业问题。2023年6月，我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21.3%。青年人是消费需求较为旺盛的群体，也是高素质劳动力的载体，大量青年人处于失业或劳动量不饱和状态，会从供需两端影响经济发展活力。

从新增劳动力结构看，2019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52%，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占32%，农民工占16%，而2009年我国各类人群所占比例分别为33%、38%和29%，可以看出与受金融危机影响时期相比，我国新增城镇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占比大幅减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比明显提高。从受过高等教育人员在各行业中的分布看，2019年受过高等教育人员在教育（18.6%）、公共管理类（16.6%）、卫生和社会工作（8.7%）、金融（6.8%）这些第三产业部门就业占比较多，合计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0.6%，在制造业（15.5%）和建筑业（6.4%）中的就业人数分列第3和第6位，合计仅21.9%。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如：住宿和餐饮业（0.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0.2%）中的占比更少。在中国新增农民工占比下降，高校毕业生去向主要集中在几类第三产业部门的情况下，生活性服务性的修复以及传统基建和制造业带来的总需求扩张，对解决受过高等教育青年人就业的作用可能有限。因此，在我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时代，如何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如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深度融合、优化制造业工作环境，从而增强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又避免收入差距的过分拉大，也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