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将这类关系置于历史语境之中，而不是脱离当时的环境或当前的社会发展形态，否则便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得出有失偏颇甚至带有某些偏见的评价，而且要将二者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演绎放在具体的问题上具体分析。

美国“大萧条”发生后，世界对纯粹的自由市场充满质疑，自由市场假说经过理论和意识形态改造，凯恩斯主义成为“救市”学说将政府干预的积极意义进一步放大，市场失灵的缺陷被现实打脸，自由主义加快走向新自由主义。随着苏俄计划经济体制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而被抛弃，市场经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已经足够完美？政府干预是否存在政策失灵？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是否存在溢出的负面影响？理论因时代而生，但时代的发展却往往超出理论本身，因而决定了没有完美的理论假说。

自由主义既是一个经济概念，也具有政治寓意。在讨论市场经济时，很难回避自由主义这一思想，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各种理论学派，比较典型的是哈耶克所奉行的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后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等，与之相对的是凯恩斯主义和经过演化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等。虽然各类学派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论观点不一，但对自由主义的“迷信”却异常执着。相较而言，批判政府干预和批判市场自由一样，成为了前提假设。

三、自律性市场的破坏以及矫正

讨论自律性市场是一个比较陈旧的话题，一方面是当前学界对自律性市场讨论非常少，另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演化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市场失灵成为共识。但是，从长期来看，关于自律性市场的认知和理解仍有必要重新梳理，特别是波兰尼在本书所开展的经济史讨论具有很强的启发性。需要厘清两个经济史的事实：第一，从欧洲早期的重商主义开启的国际贸易分工，以及建立在分工体系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带有很强烈的国家色彩。重商主义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只是将贸易从传统的排他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已，但同时也扩张了管制的范围。第二，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包容于社会体制之内的，不论支配这个经济体系的主要行为原则是什么，市场形式也必然与之相符合。因此，所谓的市场经济并非完全自由，而是经过市场控制、调节及指导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的形成并非自然经济或自发形成的，劳动力、土地以及货币等经过虚拟化后在现实经济中是作为市场要素而存在，并根据供需关系而形成价格。在大规模工业生产中，这三大要素需要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组织起来，以确保供应，市场制由此建立起来。

四、政府、市场与社会的重新定位

工业革命和大规模生产之前，欧洲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农业文明和依附之上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少量的区域贸易。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贸易扩张，自由市场机制加快形成，经济自由主义从此前比较松散的市场中创造出新的机制，波兰尼认为，这是同意了各种已经存在的市场，并将它们的功能协调到一个简单的整体框架之中，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随着制度变迁，自由市场逐步发展壮大，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复杂化，市场经济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衍生到了国际市场，货币流动走向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依照波兰尼的描述，自由市场并非一开始就自发形成，而是在反复的斗争中不断演化的过程，从劳动力、土地到货币，无一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不是割裂的。

书中列举了英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案例，不同时期的政府干预和立法等，一方面在于扫除阻碍经济发展的旧制度，开辟市场经济的新通道，满足工业革命所需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并依托货币管理促进贸易和流通：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产生了贫穷、货币和金融不稳定，以及国际贸易的货币交换、债务信用等不平衡，单纯依靠市场将只能带来严重破坏，而无法实现自发的修复，更无力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类受到新的市场机制的束缚，而不是受到新的动机的束缚。“一战”后市场制的缺陷全面暴露，随之就掀起了轰动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美国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很快扩散到全世界，市场制濒临崩溃，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干预潮，其中就包括凯恩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苏俄的社会主义。这几大思潮的涌动，成为国际秩序巨变的重要力量，从不同路径上试图解决市场制的危机。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几种模式不同程度存在缺陷，甚至引发新的国际经济的崩溃，导致“二战”爆发。

该书提供的经济史资料显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并不是政府逐渐放松控制经济活动的结果。市场乃是政府有意识且激烈干涉之后所产生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发端于政治领域（比如政治改革、社会运动等）的市场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要么是政府扶持，要么是被迫走向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并不是像某些理论学派宣称的，是自发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前提是政府在法律或政策层面采取行动，否则市场经济也很难在欧洲很快发展起来。同时，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缺乏有效治理的情况下也极易埋下风险隐患，一旦出现危机便会崩溃，这种负面冲击显然已经超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纷争或战争冲突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我们看到，每一次危机发生的背后，既在于市场经济缺陷的暴露（垄断、“脱实向虚”等），也在于政府经济治理的失败（包括放松金融监管、过度金融化以及错误的干预等）。凯恩斯主义提出的诸多措施使得美国经济很快“虎口脱险”，以致于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其财政刺激奉为救助危机的“万能钥匙”。

五、均衡的发展乃是破题的关键

凯恩斯以及继任者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举措是否也有边界？一旦干预过度，超出政策边界，市场经济的破坏是否会更加严重？现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债务型经济模式已经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货币宽松史无前例。同时，企业和居民杠杆率也在持续上行，建立在财政赤字和宽松货币基础之上的繁荣将可能衍生出新的危机。因此，回到该书的出版背景及其提出的诸多重要命题，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里，如何规避这些风险至关重要。

布洛克认为，市场主义者强加于一般民众头上的负担毫无永续性，工人、农民和小商贩都无法忍受在日常经济活动中经常激烈波动的经济体制。波兰尼也认为，这种模式不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不切实际。经济史一再证明，过去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源配置中能够发挥效率作用，但是否能够自我矫正不公平和不平衡问题却要打个问号。同样，过度的政策干预或者说不加节制的凯恩斯方法能否真正矫正市场制的缺陷？

距离此书首度出版已经过去八十余年，其提出的“嵌含”概念——人类经济活动总是嵌含在社会之中，市场交易必须依靠信任、相互了解以及契约的法律约束力，经济应该服膺于社会——如果脱离了人和社会，那么市场经济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早期源于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以及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起初都植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福祉的宗旨。显然，将人类目标置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不但存在谬误，而且扭曲了市场的价值。

相较于1940年代之前欧美经济的大崩溃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市场制的崩溃直接打击了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以前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而庆幸自由市场的胜利。这种“二元”对立的经济学思想对理解市场经济是否有益。换句话说，如果仅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视角来解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或许太过于简单。正如布洛克所言，自由市场空想的社会观有着惊人的学术复苏力，他们所辩称的——失败的理由并非其理论上有缺陷，而是因政客们缺少足够的执行决心，自律市场的信念不能用历史的失败经验来否定。这种解释不但苍白无力，很难让人信服，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

现代经济模式是脆弱的。到底是推行凯恩斯主义，还是按照斯密的自由主义，抑或是熊彼特的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各国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考虑。归根到底，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或者学派能够解决市场经济的所有问题。波兰尼的观点虽有争议，但书中所提出的重要命题至今仍在持续发酵。总而言之，政府、市场以及社会都有其边界（或者说局限性），不能笃信任何一项单一政策或市场自发性，而是需要在不断加强宏观政策治理的同时，释放社会发展活力，以正确的改革激发企业创新，确保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否则，任何一方的失衡都可能带来巨变，而且极具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