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果斯口岸

阿拉尔的一顿晚饭

前阵子，我在南疆阿拉尔市调研，到一家小餐馆吃饭。

老板是一对维吾尔族年轻夫妻。妻子来自北疆的伊犁，从当地的塔里木大学毕业后留了下来；丈夫是阿拉尔本地人。餐馆店面不大，生意却不错，雇了厨师，专做伊犁特色菜。席间闲聊，听说他们靠贷款才撑起这家店，我有些不信。“贷款30万元，3年期。”丈夫用普通话说，“银行的人跑了两趟，很快办妥了。”

妻子在一旁补充：“一开始我们不敢借。后来仔细算了笔账：房租加装修15万元，设备5万元，再留10万元周转。生意好，一年半回本；万一不好……”她笑着说，“那就再想办法。”“再想办法”四个字，她说得云淡风轻，却让我忽然意识到，这对小夫妻一步跨过的，不只是从校园到创业的门槛，更是一道绵延了数百年的金融鸿沟：从“等钱送来”到“借钱创业”，从“输血保命”到“造血生长”。

协饷：

一场持续百年的“国家输液”

1760年，清廷在新疆设兵驻守。1762年，清廷设立伊犁将军，建立覆盖全疆的军政治理体系，完成对新疆全境直接的中央管辖。但朝廷很快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这片被描述为“物产丰甲天下”的辽阔土地，税基薄弱，靠当地财政税收竟养不活自己。

我在新疆博物馆看到一位督办新疆实业的官员编纂的《新疆图志》里有一笔清楚账：论资源，良田遍野，牛羊如云，金玉铜铁煤油应有尽有；论税收，却是“综一岁财赋所入，不足当东南一大郡”。富庶如苏州府，一年厘金便可抵大半个新疆。

新疆的钱从哪儿来？协饷。

这是清朝实行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每年春夏，新疆上报预算，户部将数额分摊给内地富裕省份及海关；各省将银两解送至兰州陕甘总督衙门，新疆再派人领回，存入银库，按月支发军饷与官俸。《龟兹历史文化陈列》记载，从1760年到1911年，清政府累计向新疆输送白银约4亿两，年均266万两。

4亿两是什么概念？按乾隆中期每石1～1.5两的粮价折算，可购大米50亿～80亿斤；用购买力平价粗估，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200亿～1500亿元人民币。这笔巨额财源养活了边疆驻军，维系了行政运转，却也埋下一个致命病灶：新疆并未学会自己“造血”。

但这里需要追问一句：在那个时代，即便没有协饷，新疆就能内生出一套资本形成机制吗？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晚清的新疆，缺乏现代产权制度，没有银行体系，市场网络稀疏，治理成本居高不下，游牧与农耕交错的地缘格局更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协饷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次优解，它解决了流动性危机，却无力也无意去构建生产性资本。把“不会造血”完全归咎于协饷，是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

新疆丰富的资源为何变不成财富？因为当时新疆的“实业”处于价值链最底端：皮毛只做简单鞣制，玉石仅经粗糙雕琢，矿石挖出即运走。定价权握在别人手里，加工利润薄如纸片，本地税收自然无从谈起。用今天的话讲，这叫“资源诅咒”：资源的富集反而抑制了工业化与金融深化的进程。

普惠金融：

从“不敢借”到“敢借愿还”

思绪回到阿拉尔市的那家小餐馆。那对年轻夫妻的30万元贷款，放在今天的新疆，已不算什么稀罕事。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新疆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3.6万亿元，增速9.6%，位列全国第三；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4338亿元，同比增长17.5%。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信用贷款占比持续上升。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疆小微企业全年新发生贷款中，近半数为信用贷款，有效破解了轻资产企业“无物可押”的困局。创业担保贷款更是从无到有。根据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数据，哈密市自2003年实施该政策以来至2024年第一季度末，已累计为1.6万名城乡创业者发放贷款7.7亿元；温宿县自2024年以来，发放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2200余万元，带动就业1400余人。邮储银行新疆分行2025年全年投放小微企业贷款超165亿元，并围绕棉花加工、特色农产品购销等优势产业，定制了“集群e贷”等专项产品。

但数字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是，创业从来不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边疆地区因市场容量有限、产业链不完整等因素，实际风险更高。银行“敢贷”的底气，背后是一套复杂的风险分担机制在支撑：政府贴息、担保基金代偿、央行再贷款支持……阿拉尔市那对夫妻口中的“跑两趟”，跑的不只是手续，更是银行对“这个人靠不靠谱”的反复掂量。信用，是在一次次按时还款中沉淀下来的；而一次违约，便可能让一个家庭的金融信用归零。

妻子那句“再想办法”，不是轻飘飘的乐观，而是一种清醒的担当。她算过账：最坏的结果是关门还债，3年期贷款给了他们缓冲的余地。这种“算得清风险、担得起后果”的思维，正是协饷制度数百年间从未培养过的能力。

霍尔果斯口岸货车车队

从“有钱种”到“种得好”，

补上产业金融的关键一环

普惠金融解决的是“有没有钱”，但要打破“优质低价”的怪圈，还需要产业组织化的金融支持。以棉花为例，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九成以上，却长期走不出困局：棉农按公斤卖籽棉，利润被轧花厂、贸易商、纺织厂层层分割，终端的品牌拿走了大部分溢价。“有钱种”并不等于“种得好、卖得贵”，中间缺了关键一环：让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敢于投资种子研发和品牌建设的耐心资本。

改变正在发生。根据2025年9月郑州商品交易所（以下简称郑商所）发布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郑商所在新疆麦盖提县、阿拉尔市、若羌县等27个地区开展“保险+期货”项目，累计为约83万吨79亿元货值的棉花、红枣、甜菜糖提供风险保障，惠及农户近8万户，赔付金额达2.34亿元。喀什地区设农产品“保险+期货”业务专项奖补资金，撬动社会资本与金融工具参与，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放大作用。

“保险+期货”让棉农在播种之初就能锁定最低收购价，将价格波动的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仓单质押让棉花尚未售出资金便已先行回笼，截至2025年9月，郑商所自上线标准仓单买断式回购业务以来已累计为约180万吨棉花仓单提供融资逾260亿元；“疆棉云贷”等供应链金融产品，将分散的农户、轧花厂、纺织厂串联成一条资金闭环。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组织化：新疆农科院与企业合作开发高附加值棉种，从产量竞争转向品质定价；本土品牌开始尝试通过跨境电商，直抵中亚与欧洲市场。

这里的金融逻辑早已超越简单的“借钱”：普惠金融是地基，科技金融和供应链金融才是驱动价值链跃升的引擎。没有产业基金支持种子研发，棉农便只能在低质低价中内卷；没有应收账款保理，工厂便不敢向平台赊销；没有跨境人民币结算，品牌出海便无从谈起。

跨境金融：霍尔果斯的

“新变量”与“老摩擦”

沿312国道一路向西，到霍尔果斯口岸的货车排成长龙。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全球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区。在这里，人民币与坚戈可以直接兑换，无须再用美元。

但障碍同样真实可感：中亚国家信用体系薄弱，银行保函认可度低；反洗钱的合规成本高昂，令中小企业步履维艰；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规模有限，深度远远不够。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只能在一次次的实践与摩擦中，逐渐摸索出解法。

数百年间，新疆的财政困境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形态，却又彼此关联。从乾隆年间到清末，协饷如同一场漫长的“国家输液”，它解决了军饷发放、行政运转的燃眉之急，却在“输血不造血”的循环中，将流动性等同于资本形成。进入20世纪下半叶，计划调拨与对口支援成为新的主题，当地自我生长的能力依然孱弱。直到最近十余年，市场化的金融工具与精准的政策引导才开始合力破冰，金融文化的艰难转型，跨境制度的一次次磨合，产业链整合的未竟之路，构成了这个时代全新的命题。

今天的对口支援，早已不是“送钱”那么简单。产业援疆基金、供应链金融试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这些工具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强调循环，注重内生能力的养成。它们不再是协饷，而是“种子资金”。

但种子能否发芽，最终取决于土壤。

我想起离开阿拉尔市时，那对年轻夫妻送我到门口。丈夫说：“如果顺利，我们尽快把贷款还上。”妻子笑着打断他：“不是‘如果顺利’，是‘就算不顺利，也肯定有办法还上’。”

“有办法”——这三个字，在数百年前的协饷体制下是说不出口的。那时，“办法”在兰州，在北京，在户部厚重的账簿里。而今天，“办法”在一份份贷款合同里，在一次次按时还款的信用记录里，在一对年轻夫妇敢于把伊犁风味带到阿拉尔市、在墙上挂起营业执照的底气里。

那家伊犁特色餐厅的灯还亮着。对新疆金融而言，真正的考验不是灯亮了多少盏，而是当这对夫妻真的需要“再想办法”时，这个体系是否还能提供“有办法”的底气。

责任编辑：王乔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