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全球科技竞争、跨国投资趋势及中资金融机构发展机遇
作者：邓宇
2024年04月07日
【摘要】全球政经秩序和世界格局发生新的变化，科技产业竞争加剧，进而深刻影响跨国科技投资动向，导致跨国科技投资的环境风险上升，而且抬高科技投资和贸易成本。面对外部形势的变化，要关注全球科技产业竞争趋势，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科技产业政策、科技投融资政策以及其他不确定性因素，妥善应对科技投资的负面外溢风险，把握好监管合规和国别政策导向；利用地区分化优势和区域发展机会，增强科技产业发展韧性，扩大跨国科技投资布局，同步持续构建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以建立适应国家科技政策、国际市场特性以及高科技产业周期的投资模式。过去十年，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布局取得较大进展，海外机构数量、资产规模和服务网络趋于健全。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需要融合全球发展新趋势，紧随中国双向高水平开放以及本土企业海外金融服务需求，加强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综合金融服务，做好海外合规及风险管理。
【正文】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提建设金融强国目标。金融强国既要具备服务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能力，也要提升在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力。当前，全球科技产业竞争日益激烈，跨国科技投资面临新的挑战。中长期来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为维系自身科技优势而实施的限制政策具有排他性，将可能阻碍科技产业迭代。相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所构建的科技开放生态和包容性科技合作的理念帮助新兴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例如，中国在光伏、锂电池、通信技术、物联网等取得前沿成果。即便跨国科技投资和贸易受挫，但前沿科技创新不会止步，科技产业竞争环境将驱使科技自主创新进程加快，区域跨国科技投资和贸易增长有望取得新进展。由于高科技研发和投入周期长，投资回报面临较高风险，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如何推动公共产业投资、上市融资与信贷、风险投资（包括私募）等融合发展、竞相发力，关系到科技创新的前景。探索构建具有长期投资回报、满足全生命周期，并且匹配高风险、高价值、高成长性的科技创新生态将成为实现科技自主自强的关键。对于具有全球视野的中资金融机构而言，探讨深化国际化经营更具现实意义，既是响应中国高水平双向开放以及国际化战略布局的需要，也是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的机会窗口。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须更新迭代。
近年来，随着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加剧，欧美日发达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科技贸易和投资，抬高跨国科技投资并购门槛。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不再显著，新兴经济体的追赶速度加快。特别是后者的科技创新建立在较强的制造业基础之上，具有制造产能优势，同时依托全球贸易分工网络加快向中高端价值链延伸，给欧美日发达经济体较大的竞争压力。但是，“去风险”“脱钩断链”造成全球科技合作受挫，科技领域的竞争日渐激烈。此外，全球政经格局和世界秩序加快调整，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分工体系弊端显现，越来越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跨国企业涌现，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数字化、绿色和智能化等领域几乎处于同一赛道。随着前沿技术迭代和新兴科技产业的非线性增长，二者差距逐渐缩小，有力地支持新兴经济体科技自主创新发展。同时，跨国投资的风险、成本和收益随着现实环境和禀赋条件变化而变化。当前，全球产业政策竞争主要有两方面趋势：第一，产业政策竞争日趋“白热化”。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都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来制定长期科技产业政策。例如，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欧盟的清洁能源计划、中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蓝图、印度的人工智能和制造业的远景规划等。密集出炉的产业政策集中反映了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景，预示着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第二，科技投资范式发生新的变化。尽管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加剧，但许多前沿科技的突破仍离不开国际合作，人工智能、新一代通信技术、物联网等不但需要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协作，而且需要跨国投资以及配套产业链的支撑。国际科技合作受阻将制约前沿创新产业发展。此外，跨国投融资亟待进一步畅通便捷，但现实的困难在于目前的限制性政策增多，不确定性增加，给跨国科技投资带来新的挑战。当前，全球高科技投资增长大幅下滑，科技贸易严重受挫，大国博弈和贸易保护主义削弱了跨国科技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前沿科技突破的难度也在增加，而在跨国科技投资回报减少的同时，风险却在上升。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全球主要地区高科技出口的竞争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北美的占比仍位于前列。具体来看，2021年欧盟、北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南亚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分别为14.5%、33%、18.9%、9.6%，欧盟、北美的增幅较2000年分别下降30.4%、37%，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基本维持在30%左右，南亚的增幅超过一倍（见图1）。以中国、东南亚部分国家（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以及印度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迅速，并加快转型升级，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未来有潜力向高科技产业转型。但是，面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政策限制，新兴经济体的科技自主性将受到制约，突破高科技封锁的周期可能延长，“卡脖子”问题仍有待破解。
全球科技竞争环境给跨国科技投融资带来严峻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跨国科技投资严重受阻。由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收紧跨国科技投融资政策，芯片半导体、量子计算、通信设备以及其他高新科技领域不但受到严格的出口管制，而且投资并购的难度增加，进而影响到全球科技投融资活跃度。统计显示，2023年全年科技并购金额2715亿美元，交易数量2791笔，无论金额还是数量均已回落至近10年低点。第二，投资风险整体大幅上升。近年来，欧美发达经济体频繁实施各类经贸、金融制裁措施，导致跨国企业和投资机构面临的政策风险、次级制裁风险增加，诸多跨国企业和投资机构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例如，美国“芯片法案”中“护栏”法则提出两项规定：一是禁止芯片基金受助人10年内在其他相关国家扩大半导体材料生产能力，二是限制受助人与相关外国实体开展某些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活动。统计显示，全球10家大型半导体企业2023财年投资额预计比2022年下降16%，创10年来最大降幅；2023年全球半导体收入总额同比下降11.1%。但是，全球市场的多样性以及全球互联互通趋势并未改变，全球科技竞争所驱动的要素生产率提升和国际分工网络变迁不可逆。一方面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高科技领域的“小院高墙”，但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突破。统计显示，中国一级市场投资中，来源于美国的占比从2015年的34.5%下降至2023年的12.5%，同期中东的资金占比从1.7%上升至5.9%。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主要引擎仍在新兴经济体，其人口红利、超大消费市场、完备的制造产业链以及区域内贸易、投资的深化等有利因素也为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带来了新的动能。短期内，不少新兴经济体的高科技跨国投资将受阻，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待解；但中长期看这些瓶颈将随着科技创新迭代加速以及创新技术“弯道超车”而逐渐突破，届时全球科技竞争版图将加快变迁，传统意义上的领先企业很可能因此而失去市场机会，而新崛起的科技企业有可能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将首次成为拥有最多排名前100的科技集群（24个）的经济体。同时，中国一旦获得科技创新突破，将通过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而迅速实现规模产能与市场竞争优势。全球科技投资并购“疲软”的同时，中国A股市场2023年的硬科技并购规模近600亿元，同比增长10%。全球科技产业竞争既有积极因素，也存在不利形势。积极因素在于全球科技竞争倒逼各国加快制定和推出科技产业政策，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从而实现科技创新迭代。例如，当前制造业企业主要呈现两大趋势：第一，智能制造和数字化、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渐应用到制造业领域，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优势明显增强。2023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最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在132家企业中，50家位于中国，占比约38%。不利的形势则在于全球科技竞争不免会出现科技投资和贸易等限制，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也会导致跨国科技投资风险上升。此外，在绿色低碳背景下，传统高碳行业面临挑战，如果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或将很快被淘汰。从新能源汽车近年的发展态势可见，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市值表现突出以及盈利水平较高的头部汽车企业主要集中于新能源汽车。初步统计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从2020年3月的3.9%上升至2023年8月的16.3%，增幅达到3.2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则高达28%。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1—10月合计规模全球占比超过60%。客观上需要厘清全球科技产业竞争背后的逻辑，同时要把握跨国科技投融资的机会。尽管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频繁出台高科技出口管制等政策限制科技企业跨国投资并购，但这些政策并不利于跨国科技企业的创新迭代，不但可能失去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导致企业营收下滑，亏损扩大，还可能使科技创新面临停滞的风险。从另一个维度来看，非欧美国家的科技开放生态仍具有广泛吸引力，依托RCEP、“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金砖+”合作机制等区域全球化布局，中国未来的跨国科技投融资将获得新的成长空间。一方面，可以利用本土制造业产业链和科技创新成果，通过深化区域科技、贸易和投资合作，拓展本土科技企业的发展边界，提升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借助其他新兴经济体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的现实需求，充分利用非欧美国家所具备的某些前沿领域的学科教育、科研优势，开展长期的基础研究合作，实现高科技领域的单点突破。目前来看，跨国科技投融资新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跨国科技投资风向转变。一方面，跨国企业调整科技投资布局实现供应链重组，分散地缘政治风险，增强科技产业链韧性；另一方面，跨国企业也寄希望于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获得新的增长机会，包括巨额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优惠。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在前沿科技投融资领域提出许多新的计划吸引不少跨国投资。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有超过460家公司申请527亿美元的芯片补贴，全球公司对美国半导体和电子制造业的投资额超过1660亿美元。除补贴外，“芯片法案”对新建半导体工厂提供的25%税务减免，总计价值达到240亿美元。美国私人科技领域的投资受益于科技产业政策也在较快增长。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2021年美国固定资产中制造业领域私人投资规模达到6023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65%；同期信息业、知识产权的投资规模分别达到4691亿美元、3816亿美元，较2010年的增幅分别为88%和80%（见图2）。总体来看，美国政府公共部门和科技企业持续扩大科技投融资，表明全球科技竞争加速走向“白热化”。
第二，前沿科技投资获益颇高。近年来，跨国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持续扩大，瞄准前沿科技的基础研究、制造产业研发，人工智能、量子计划、物联网、半导体芯片的研发投入增长较快，全球重要科技领域的头部企业占比较高，头部效应凸显。根据2021年12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欧盟产业研发投入记分牌》数据，2020年，2500家公司研发投资较2019年增长6.0%，虽然增幅远低于2019年（9.2%），但考虑到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这一增速并不低。中国（18.1%）和美国（9.1%）的公司研发投资增长率最高，全球科技研发投入主要集中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生产（22.9%）、健康（20.8%）、ICT服务（18.6%）和汽车（15.3%），占全球总研发投入的77.4%。过去两年，越来越多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将投资扩大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云计算等领域，拥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科技企业的市值和盈利水平均有不俗的表现。例如，美国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Tesla）2022年的总收入815亿美元，同比增长51%，GAAP净利润同比翻倍，达到126亿美元。截至2023年9月末，人工智能计算公司英伟达（NVDA）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迅速成为全球芯片行业头部企业。第三，绿色科技投资持续加码。从全球范围来看，绿色相关投资的增长表现突出，涵盖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技术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国、美国和欧盟均在扩大绿色投资。欧盟公布的“RepowerEU”绿色发电计划，涉及未来5年高达2100亿欧元（2210亿美元）的资金，而美国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计划未来10年投入约4300亿美元用于气候和清洁能源以及医疗保健领域等。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报告，2023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将升至1.7万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位居前两位。估算显示，2022年中国绿色投资规模达到2.6万亿元，未来5年可能累计增加16.3万亿元。同时，中国扩大全球新能源投资布局，目前有10余家本土动力电池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或有相关投资规划，分布在东南亚、中亚、中东、拉美等地区，预估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外投资近290亿美元，其中电池产业的投资规模约180亿美元。过去五年，中国不断扩大新能源、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升级等投资，2023年中国绿色投资的贡献度占比达到40%，未来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等科技产业投资将继续扩大。借鉴国际经验发展前沿科技，一方面，需要发挥产业政策以及配套产业基金的引领作用，提供中长期基石投资，同时，应创新科技发展体制机制，突破现有的政策障碍，促进资本、人力、知识产权、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加快集聚；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应发挥积极作用，提供灵活、适配高风险的科技产业投资模式，通过跨国科技投资组合和市场资金优势，包括发展科技产业板块直接融资以及中长期科技信贷融资等，形成高科技产业与科创金融正向循环的发展模式。美国在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较多，纳斯达克提供吸引科技企业的优势条件，包括“同股不同权”架构，以及针对医药、生物、互联网等科技企业设立较低上市门槛，更加开放灵活的上市条件等，因而吸引全球重要科技企业赴美上市。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6月，全球科技企业50强中总部在美国的科技企业达到25家，10家半导体核心产业链企业中美国有6家。总体看，发展高科技产业仍有待构建多层次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既要汲取国际有益经验，也要立足自身的科技产业政策和金融体制生态，构建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体系，从而更好地适应全球科技竞争环境。中国正加快构建支持科技自立自强的投融资体系。一是依托财政支持和国家科技产业基金计划，包括科技成果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在内的多达25类国家产业基金。例如，2014年设立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规模超过1300亿元，重点投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2019年设立的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的规模达到1472亿元，重点投向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等领域。广东深圳、安徽合肥等地充分利用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带动了当地科技创新产业快速发展。二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有机结合，“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协同的科技金融模式日渐成熟。一方面，为高科技企业提供绿色上市融资通道，设立科创板和北交所。截至2023年7月，科创板上市公司家数达到546家，总市值约6.6万亿元，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两大领域的企业数量分别占比37.5%和20.7%。另一方面，发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优势，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绿色信贷以及绿色债券规模。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1.85万亿元、6.8万亿元，较2020年3月分别提升134.5%、135.1%（见图3）。总体来看，中国正加快形成“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格局。
德国、日本以及韩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独特优势，各自在不同高科技领域具备强竞争力。例如，德国的汽车制造、机械装备、医疗器械和生物制药，日本的新材料、精密加工机床、工业机器人，韩国的半导体、信息技术等。作为早期后发国家，这三个国家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具有相似特征，科技投融资模式也有共性，与中国的科技投资模式比较接近。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政府大规模科技投资。一方面，依托国家科技产业政策和长期投资计划，包括各类国家科技产业的财政补贴、资助计划以及产业基金；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专门的信贷机构提供长期低息信贷，政府或行业协会提供担保。二是企业科技投资。随着国家经济崛起，诞生了大量的跨国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会加大对基础研究、科技研发的投入，例如，德国的大众汽车、西门子，日本的三菱、丰田，韩国的三星、海力士等。同时，这些企业依靠国际风险和股权投资获得持续的研发资金，日本的软银集团是日本本土的风险投资机构，不但广泛涉猎国际高科技投资，而且专注于国际化经营，具备跨国科技投融资专业能力。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位于首位，要求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领域。经过探索实践，中国已经逐步构建起层次多元的科技投融资模式，以公共财政投资为引领，发挥社会民间投资积极性。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当前中国的科技投融资体系仍有待继续改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高科技企业上市融资虽有政策支持，但仍需要考虑市场因素，上市科技企业的“含金量”和投入产出效益需要持续跟踪，针对高风险的科技研发须保持合理的融资支持，避免过度融资。第二，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投融资方式需进一步丰富，科技信贷包括普惠型科技信贷须建立比较专业的评估机制，避免因追求规模效应盲目扩大科技普惠信贷规模，阻碍中小型科技企业健康成长。第三，传统的科技企业授信政策、风险模型以及抵质押管理需更新，既要考虑成长性、高风险科技企业的特殊性，也要兼顾科技企业其他融资结构。第四，跨国科技企业投融资服务模式亟待更新迭代。目前，中资海外机构在信用风险识别、汇率风险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短板，需进一步筑牢国际金融风险的屏障。虽然外部形势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但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会。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中国本土科技企业走出去需要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的配套金融服务，包括跨境投融资以及投资并购服务等，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以及其他私募投资机构有广泛的合作潜力空间。第二，目前中国加快高水平双向开放，中资科技企业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在不少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等广泛投资建厂，需要依托当地的中资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第三，PE（私募股权基金）、VC（创业投资基金）在支持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方面将扮演重要角色，可以借鉴国际PE和VC经验，发挥投早、投小、投科技的独特作用，加快发展壮大中资PE和VC专业机构，加大服务支持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扩大投资布局。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202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631.2亿美元，位于世界前列，分布在160个国家和地区。总体看，中国高水平双向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企业方面，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统计数据，中央企业在140个国家投资合作项目超过5000个，投资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前期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能源和基建领域，未来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版图扩大，有望加大高科技、绿色能源等投资，这将给中资金融机构提供新的机会。相关调研显示，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本土跨国企业愈发依赖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国际化、综合化金融服务，不少企业“出海”（投资并购）时倾向于选择中资银行。根据世界经济研究统计，这一数值在80%左右。中资金融机构在账户隐私安全、海外风险管理以及监管合规等方面具备优势，全球网络布局逐渐完善，有利于支撑中资企业“出海”。以中国银行为例，截至2023年6月，中国银行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累计跟进公司授信项目超过1000个，累计授信支持逾2900亿美元。从未来趋势来看，中国本土跨国科技企业投融资理念、决策机制和方向发生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加快融入ESG以及绿色、可持续投资理念。不少跨国科技企业，以绿色和创新为引领，从财务绩效上加强ESG投资管理，主要聚焦绿色技术以及数字化，设置严格的项目准入标准，将ESG纳入投资评价，关注关联企业生产的绿色达标情况，降低高能耗和高污染。中国的大型能源和电力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中起到了引领作用。第二，加大对非欧美市场投资。中国的跨国企业发展日渐成熟，不再是单一的资本投资，而是融入当地市场。例如，不少电池企业在法国敦刻尔克北部地区投资建厂，新能源汽车则在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地投资较为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未来5年“一带一路”合作机制下中国与各方合作设立的联合实验室数量将扩大至100家，预计将催生新的科技投融资服务需求。此外，外资也在加大对中国制造业和科技产业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2年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5%，达到189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从全球来看，对比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或投资机构，中资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开展跨国科技投融资服务的经营能力、专业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境外资产规模超过1500亿美元的中资银行仅5家，均为国有大型银行，但境外收入占比仍较低。国内金融机构的全球布局已经具备不少的优势，近年来也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积累了投资经验。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6月末，13家中资银行在50个共建国家设立了145家一级机构，6家中资保险机构在8个共建国家设立了15家境外分支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3月，中资大型、中型银行国外资产规模分别为4.1万亿元、3万亿元，较2010年3月分别增长221.8%、102.5%（见图4）。总体看，中资金融机构在高科技投融资有一定拓展空间，但国际化程度仍有待提升。此外，考虑到国别和地缘政治风险，中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风险投资机构需要加强合规审查，提高投融资准入标准。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对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布局提出新要求新任务，核心在于增强国际业务竞争力，比肩国际领先同业，提高海外收入比重。随着全球科技投资发生新变化，中资大型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布局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整。一方面，全球政经格局加快调整，国际投资和贸易结构悄然变化，RCEP以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对外投资和双边贸易规模增长加快，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和直接结算的范围也在扩大，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型金融机构既要捕捉新的业务发展机会，积极拓展相关业务，为更多本土中资跨国企业提供海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世界性议题，ESG投资及其衍生出的诸多绿色投融资机会也在增加，跨区域的绿色投融资有较大增长潜力，包括可再生能源投资、绿色工厂、绿色贸易等。绿色金融发展前景良好，大型中资金融机构可以寻求国际合作，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主权投资机构等开展绿色金融合作，包括在海外发行绿色债券，投资多边机构的绿色基金，以及开展人民币绿色信贷服务。总体而言，中资金融机构应深化国际化布局，逐步从“大”和“多”的布局转向“深”而“广”的国际化经营。既要巩固海外竞争优势，扎实深化国际金融服务，同时也要汲取国际机构的经验教训，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守住开放环境下的风险底线。当前，中国不但具备建设金融强国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完善。但是，相较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一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全球化布局仍有提升空间，海外营收占比和核心经营能力亟待增强；另一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应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经营国际复杂金融业务的能力也需要提升。展望未来，全球化范式加快变迁，既有挑战，也孕育着机遇，全球科技产业竞争以及跨国科技投资发生新的变化，总体上虽有波折，但也预示着未来的科技竞争将呈现出区域化特征，科技研发、投资和市场布局将加快调整。中国的经济体量规模已经稳居世界前列，未来增长潜力巨大，高水平双向开放步伐加快，尽管高科技产业投资和贸易增长遭遇“逆流”，但发展前景可期，在新能源、半导体、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弯道超车”的潜力优势。同时，中国在区域全球化加大投资布局，依托RCEP、共建“一带一路”以及“金砖+”合作机制等将有望扩大跨国科技投资，新型基础设施、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等本土跨国企业将有更多的投融资服务需求，亟待中资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国际化布局优势创新国际业务，更好地服务本土企业“走出去”。预计随着中资机构国际化经营深化，国际化业务需求将不再局限于基础的结算等账户服务，而进一步延伸到跨国投融资服务、人民币贸易和信贷、股权投资以及跨机构联合投资等，金融机构不但需要完善科技投融资模式，而且需要加大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真正走向国际化。具体来看，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亟须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优化海外机构布局，探索建立区域总部或区域中心管理模式，提高海外机构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运营效率，加强科技、人才等配套机制建设，扩大海外营收占比和国际市场份额。第二，发达国家科技进出口管制以及各类制裁措施频出，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加强海外分支机构公司治理，加大风险合规审查、法律、廉政以及反洗钱等专业化建设，有效规避合规风险和次级制裁风险。第三，深化中资企业合作，加大与海外商会、当地公共部门、本地金融机构合作交流，提升中资机构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合作机会。
文章链接
https://www.shifd.net/yanjiu/detail/97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