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宇，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

【摘要】中国经过数十年的经济积累，现代金融体系逐渐走向成熟，金融市场建设、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监管改革等取得实质性进展，上海、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步提升，已经初步具备建设金融强国的金融要素。中国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的一大关键在于构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其核心在于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目前基本形成发展逻辑和框架，落脚点在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本文认为，构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与金融强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既要契合中国的国情特色和具体实践，尊重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律，也要汲取国外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独特性。本文从六个部分阐释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一是以问题为导向，提出金融强国的核心议题，总结梳理现有的文献资料；二是概述比较定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阐释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义，从国际比较视角提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现实逻辑；三是从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备的制度保障和健全的金融体系三个维度研判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可行性，探讨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独特性；四是以国际经验比较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独特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主要方向；五是抓住金融强国建设的主线，讨论建设金融强国的三个维度以及厘清三组重要关系；六是提出金融强国建设需要握的路径建议，即着眼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本文强调，金融强国建设是系统工程，立足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模式，既要匹配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也要植根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从打基础、利长远和固根本的角度持续推进现代金融体系与金融强国建设。 

【引言】

大国崛起叙事、国际金融竞争和地缘政治与现代经济、现代金融产生愈发紧密的联系，金融强国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贸易强国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从百年大变局的国际形势来看，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曲青山，2024）。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促使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上升，金融发展能力已经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金融强国和经济强国相伴而生，经济实力的增长是建设金融强国的物质基础，现代金融体系的成熟发展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实践基础。从现代经济体系来看，金融不但深嵌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功能作用，而且在新的经济模式、科技产业升级和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维度上，更加需要强大的金融能力支撑。中国现阶段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的目标，既是呼应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聚焦各要素资源，发挥金融资源高效利用和赋能优势，但如何建设金融强国却需要直面现实境况，剖析主要障碍和困难挑战。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发端于西方工业社会，金融强国的叙事逻辑和话语权主要集中于极少数的西方发达国家，而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借鉴甚至模仿，要么存在金融体系的短板，要么金融调控能力薄弱。长期以来，现代经济和金融的“西学东渐”蔚然成为，不可否认西方国家的经验模式有可取之处，但如果长期照搬照抄将制约各国探索自主的发展道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然选择。现实逻辑在于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当前，中国的金融总体上到了由“大”到“强”的新阶段。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已经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拥有比较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支持。金融强国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习近平，2024）。建设金融强国，既要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经验，也要汲取国外经验教训，坚定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金融强国建设不能脱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应遵循经济金融发展规律，健全金融法律和监管制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述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提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金融强国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有现实紧迫性。为何提出金融强国的目标？从国际比较和现实逻辑两个维度进行讨论。其一，对内而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强国的支撑，关键是加快构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增强金融发展能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大支持高水平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及扩大内需等国家重大战略，聚焦服务乡村振兴、普惠小微、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国际层面，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科技竞争以及贸易竞争等加剧，主要国家财政扩张和货币政策波动加大，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外溢风险攀升，如何进一步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确保经济金融安全、维护经济金融利益等一系列难题摆在眼前，要求立足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建立具有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具备高水平的金融调控能力。由于现代金融体系的复杂性，金融治理难度加大，传统金融风险与非传统金融风险相互交织、快速扩散和传播隐蔽，因而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更好地兼顾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

现阶段金融强国尚未有比较完整的文献概述，其概念、内涵和特征等有赖于深化，因而众多的观点和评论主要基于现实经验的逻辑判断。学界普遍认为，金融强国是指一个国家在金融领域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具备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能力，能够抵御外部金融风险和挑战，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供有力支撑。金融强国所具备的主要元素包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货币地位、发达的资本市场、成熟的金融市场、领先的金融体系以及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等，衍生出的要素还包括金融调控能力、金融风险防范能力等。但是，考虑到金融强国的基础在于强大的综合国力，当今世界能够称之为金融强国的国家寥寥可数。尽管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力首屈一指，美联储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金融有重大影响力，而且美元拥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优势，但能否称之为金融强国也有分歧。百年来美国发生的经济金融危机反映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和短板，同样欧洲、日本等金融模式也有严重不足。建设金融强国必须立足中国国情特色。建设金融强国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发展目标以及文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来实现（吴晓求，2024）。

国内层面研究金融强国的文献较少，一方面在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金融发展模式尚不成熟，早期主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缺乏现代金融治理经验，金融发展“摸着石头过河”，尚不具备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础。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中国现代金融体系逐渐成型，金融发展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治理加快走向现代化。梳理国内现有文献，围绕金融强国建设的讨论，主要有四类观点：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陈雨露（2023）提出金融强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以及加速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视角。刘英（2023）从解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角度阐释了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特征，剖析了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领域；三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朱孟楠（2023）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几个维度提出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路径；四是金融强国的国际指标。吴晓求（2023）指出金融强国要具备高度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三大特征。本文主要依据国际比较和现实逻辑两个维度进行深入讨论，阐释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基础、内涵与路径选择。

二、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内涵

现代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而且随着现代经济和技术迭代，金融发展的模式、金融资源配置的逻辑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建设金融强国，首要的是建立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比照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金融深化，需要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挥作用。根据现有的文献解读，评估金融体系有两个基本视角。殷剑峰（2018）提出从金融体系结构（或金融结构）和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两个维度，讨论复杂的金融体系问题，并认为市场导向和银行导向的比较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因而市场导向和银行导向各有优劣。刘磊等（2020）认为一个高效的金融结构必然是金融演进客观规律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下的适应性选择，并指出金融体系的核心在于动员和跨期配置资源，提高金融效率、增强金融实力是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保障。据此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加以讨论。宏观层面的金融发展必然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实体经济，中观层面则是围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高效运转，微观层面即指向金融机构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强国的定性问题。究竟如何定性金融强国，各国学者不同观点，具有主观性，但共识在于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具备经济、科技等在内的综合国力支撑；其二，金融强国的定量问题。金融强国的定性有不少讨论的空间，从定量方面把握金融强国需要明确其中的核心要素，例如金融业产值、金融业增加值GDP占比、资本市场市值和质量、银行业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广义货币供应量GDP占比、货币国际化水平等直观指标，同时还包括金融风险和金融治理等间接指标。如果按照西方视角，衡量金融强国的定量指标主要是资本市场的“繁荣”和金融机构的利润指标，现实的境况却是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实体经济基本面严重背离，金融机构的利润指标和金融风险也有“脱钩”的问题，金融机构的短期盈利是以牺牲金融稳定性为代价，反而埋下危机伏笔，瑞士信贷、硅谷银行即是明证。因此，金融强国的落脚点不能仅停留在金融的市场本身，而是迫切需要回归到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的评价。短期的定量指标已很难准确评估金融发展的长期结果，甚至可能扭曲金融的本质。

“金融强国”首先是定性的概念。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所具备的核心金融要素涵盖”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六个维度（习近平，2024）。这六个要素基本上囊括了现代金融发展的全部。从定量比较的维度来看，衡量金融大国的量化数据分类较多，评价标准各异。按照西方的金融发展逻辑，究竟如何定义“金融强国”仍有争议，从两个维度来看：其一，西方金融现代金融体系的本质在于服务私有制经济，例如美联储以及大量欧美国际银行带有深刻的私有制特征，因而对金融监管有天然的排斥；其二，西方金融文化强调金融的市场化，决定了西方的金融体系始终将利润最大化置于首位，具有较强的资本逐利色彩。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本质在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不是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因此，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目标、理念和模式、文化等区别于西方的模式。

如何理解和认识金融强国需要具备的六个金融核心要素？从国际比较和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实践加以分别讨论。一是“强大的货币”，主要体现在货币功能、货币功能所映射的金融调控能力以及货币的国际地位，具体表现为货币的支付结算便利度、币值稳定、汇率稳定、货币的国际支付和国际储备等，强大的货币即意味着国际国内使用人民币的信心；二是“强大的中央银行”，现代中央银行虽源于英美国家，核心功能包括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和稳定通胀等，中国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要将主要聚力于实现物价、就业等主要经济目标，实施有效的货币政策和高水平的金融调控；三是“强大的金融机构”，主要体现在中国的金融机构既要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更要比肩甚至领先国际同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四是“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体现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等综合指标，要求上海、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能级跃升，坚定服务支持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五是强大的金融监管，所对应的是具备强而有力的金融治理能力，要求中国加快推进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拥有完备的金融监管制度，能够有效处置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安全和经济金融利益。六是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即强调金融人才队伍要有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既强调政治素质过硬，也要求具有高质量、高水平的金融人才队伍。

三、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基础

一是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综合国力有效支撑。强大的经济基础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张晓晶，2024）。中国加快建设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既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窗口，而且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约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0年来的平均增速超过6.0%，全球占比升至18.0%（图1），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以新质生产力为依托的科技创新、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提速。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约合4335亿美元，迈上新台阶。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总量规模位列世界第二位，R&D经费投入强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13位，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分产业部门看，高技术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营业收入之比）为2.91%，装备制造业R&D经费投入强度为2.34%。从制造业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以及制造业增加值GDP占比均维持较高水平，具有完备的制造能力。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预计2021-2030年中国经济年均复合增速有望达到5%，经济规模有望翻一倍（陈锡康等，2024）。随着科技创新投入加大，以及凭借强大的制造产能优势，中国经济将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增长。中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然伴随着金融由大变强（李扬，2023）。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加快，对金融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建设金融强国的必要性增强、可行性更高。中国提出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金融要高水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亟待宏观经济政策的高水平调控、金融供给侧的有效改革、金融机构有力的分工协作、金融资源高效配置，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巩固夯实金融强国的经济基础。

图1：中国GDP全球占比及实际增速同比（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ind

二是具有完备的制度保障，金融治理体系健全。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强大的金融监管。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拉美、东南亚、东欧等国出现的金融危机（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其主因便是金融治理的制度存在缺陷，盲目、过激发展现代金融，制度上却难以适应金融形势变化，最终酿成系列危机。面对金融危机，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刘鹤，2013）。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危机的严峻考验，中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围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深化金融改革，中国在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更加丰富，而且这些成功经验也逐渐纳入到制度层面。中国人民银行启动“人民银行法”修订，加快制定“金融稳定法”，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2023年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启动，首次设立的中央金融委员会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在原中国银保监会基础上组建的国家金监总局和人民银行、证监会的部分职责调整，确立中国现代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近年来，中国推动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评级管理，发布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增进主要大型银行监管效能，推动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同时推动金融控股公司试点、消费金融公司评级管理，相继出台《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试行)》，以及着手修订《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加强持牌机构规范管理，将全部金融活动纳入监管范畴，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法律和制度屏障，构建更加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过去十年，党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于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加大金融基础制度建设，在国家金融治理、宏观金融调控、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建立起成熟的体制机制，央地金融监管权责清晰、职能明确，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

三是拥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具备金融发展能力。中国金融体系已经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转变，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陈雨露，2024）。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强大的金融机构和强大的金融国际中心。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不但经营实力显著增强，而且国际经营能力稳步提升。从四个国际指标来看：一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其作为金融行业对全球性金融机构的一种评级体系，用于衡量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和稳健性，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以下简称FSB）官方公布的2023年G-SIBs名单，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5家银行上榜；二是世界五百强的排名。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公布的2023年世界五百强名单，全球42家入榜的银行有9家为中国的银行；三是核心一级资本的排名。英国《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发布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按照一级资本排名，中国有140家银行上榜，仅次于美国的196家；其四，主要经营指标。根据上市银行年报，中国四大银行总收入三年复合增长率均在4.4%-5.5%，ROE稳定在10%左右，ROA保持在0.8%-1.0%（表1），在全球大型银行中居于前列，经营水平稳步提升。从国际金融中心排名来看，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榜单公布的2023年“GFCI34”排名，中国的上海、香港居第4、7位，深圳、北京分列12和13位。同时，中国的保险机构、投资银行不但具有规模增长的潜力增长优势，而且在综合金融服务以及多样化方面具有较强的特色，银行、保险、证券已经构成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银行、保险、证券的总资产占比分别为90.4%、6.5%、3.1%。建设金融强国要推动这些机构从规模增长转向竞争力提升，发挥更强的金融功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

四、建设金融强国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特色

（一）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纵览全球主要国家的金融发展模式，各有侧重、各具特色，金融强国建设的路径有差异。美国具有较强的综合金融实力，资本市场比较发达，投资银行具有国际影响力。德国和日本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商业银行和地方银行覆盖面较广。德国的全能银行模式兼具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双重属性，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长期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项目投资，日本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建立较早、发展相对成熟，支持大量中小企业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日的金融体系发生调整，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兼并重组挽救颓势，诞生数家金融控股集团，例如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日本的三井住友金融集团。欧美日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模式既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制度基础和经济金融逻辑，也因外部宏观环境变化而被迫调整，经过不断适应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发展模式。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金融功能建设、公司治理和多样化金融服务等成功经验。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和过度金融化现象值得警惕。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日国家依靠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致使财政赤字不断攀升，造成全球货币泛滥和信用扩张，而金融过度创新更是引发“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资本嵌套及衍生品交易掩藏和转嫁风险，严重破坏金融稳定性。时至今日，欧美日等国家的金融发展模式的缺陷并未消弭，而是经过改造后暂时适应现实的宏观环境，例如财政赤字货币化、宽松货币政策依赖、金融创新的监管滞后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现象值得深思。金融的产生与发展源于实体经济的需要，金融脱离生产过程并不能创造价值（裴长洪，2022）。

2020年新冠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超大规模刺激政策，引发高通胀和局部银行危机，其后抬高利率抗击高通胀，导致外溢风险扩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截至2023年月末，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按名义价值计）达到110.4%，同期中国仅79.4%统计显示，2022年美国各级政府法定债务合计约34.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134.2%，继续处于历史高点。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与实体经济的衰退出现错位，证明了美国金融模式的严重缺陷，制造出“金融越发达、贫富差距越大”的怪圈，这种模式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张晓晶，2023）。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明确金融强国建设目标，旨在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金融强国要“管得住货币”和“管得好金融”，十年来，中国汲取了西方国家的深刻教训，持续推动金融改革发展，并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方面，着力解决资金空转、影子银行等问题，保持货币供应、信贷投放与实体经济的均衡。统计显示，2017-2022年广义货币年均增速在9.1%左右，同期GDP年均增速为6.2%，货币部门对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的年均增速约3.8%（图2）；另一方面，不断健全金融监管制度，构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统筹和协调体系成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监管及治理落到制度层面，金融强监管走向常态化和制度化。

图2：中国广义货币年增长率与私人部门信贷GDP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ind

相较而言，中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的时间较短，仍处于“大而不强”的状况。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资本市场发展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世界交易所联合会 （WFE） 和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 （SIFMA） 统计显示，2023年全球股票市场美国、欧元区、中国和日本的份额分别为42.5%、11.1%、10.6%、5.4%；其二，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虽上升，但与经济第二大国地位不匹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截至2023年9月末，已分配外汇储备份额中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比值分别为59.17%、19.58%、5.45%、2.37%；其三，金融规模扩张导致“影子银行”快速发展。研究显示，2007-2018年中国金融资产总规模增幅超过4.5倍，年均增速14.7%，同期中国经济实际平均增速8.7%。金融深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影子银行扩张的趋势。根据《中国影子银行报告》，20008年后中国影子银行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影子银行规模虽有压降，但非银行金融机构治理仍有待加强；其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不均衡。统计显示，2002-2019年间中国直接融资占比由5.06%提升至19.31%，但间接融资比例仍高达80%左右，直接融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金融金融体系，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金融发展问题，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需要系统性建设，顶层设计和统筹发展要走在前面，改变现有的金融体系不平衡、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健全金融牌照功能，明确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监管标准、发展方向；二是金融治理问题，国际国内金融风险挑战增多，防范处置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难度加大，既要稳妥处置化解存量金融风险，健全金融治理的法律和监管制度体系，也要管控好增量的金融风险，做好应对新型非传统风险的预警预案，健全金融系统、金融机构科技、网络等风险管理网络，堵住各类风险治理漏洞。

（二）彰显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纵观世界历史发展经验，大国的崛起与世界金融中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金融逐渐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国家能力（田轩，2023）。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国情特色，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金融发展模式相对比较粗放，存在金融牌照供给过剩和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不同范围出现金融体系“脱实向虚”的现象。经过数年治理，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大幅压缩，“资管新规”后通道业务受到监管，金融业得以正本清源，一批不合规的“伪金融”被清理，一些中小银行的风险处置得以推进。目前，中国应对和处置金融风险的经验能力更加成熟，现代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格局基本形成。二是根植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按照西方的现代金融理论和模式，金融机构的营利性总是摆在首位，资本的逐利以及金融投机现象不但屡禁不止，过度追求利润而“脱实向虚”。近年来，中国的银行、保险和证券等机构推出多轮减费降费举措，投融资利率逐步下行。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9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降至4.14%（图3）。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强调功能性优先，更加彰显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等独具特色的中国金融文化，功能性要优于营利性，金融高质量发展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民生，充分体现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彰显中国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拓创新之路，也是一条自信自立之路、行稳致远之路、长治久安之路（曲青山）。金融强国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图3：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数据截至2023年9月。

中国特色金融之路既遵循金融发展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自身的鲜明特色（陈雨露，2024）。基于中国国情特色，金融强国的根本在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金融治理模式，增强中国特色的金融机构功能，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改革发展、经营管理、风险防控等工作的各方面和各环节；二是金融治理和金融监管。当前金融治理难度加大，金融风险的处置化解面临新的挑战，业务复杂度、股东股权结构以及关联、交叉风险等传染加快，需要统筹金融监管体系，确保金融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同时也要求各司其职，金融监管“长刺带牙”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三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现代经济深度嵌入金融系统，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金融机构要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新趋势，做好科技金融等“五篇大文章”；四是金融机构功能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五是坚守“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金融强国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当前中国金融机构类型多样，既有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也有小额贷款机构、支付机构、征信机构等，还有大量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风险投资机构以及在华外资金融机构（包括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等，分级分类管理要求更高。比较来看，当前中国金融体系距离金融强国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大型银行核心经营能力仍有不足。全球千家大银行ROA和ROE指标，中国的银行机构ROA、ROE分别从2016年的1.15%、16.64%下降至2022年的0.78%、9.67%，2023年美国银行业净息差为3.3%，中国则为1.73%，呈持续下降态势；其二，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还有短板弱项。统计显示，全国共有中小银行3912家，总资产达到110万亿，占当年中国GDP的87.3%，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的26.4%。但是，中小银行存在资产质量不实、公司治理薄弱、股东股权不清晰等问题仍然存在，不能忽视潜在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统计显示，2016-2020年间中国小型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的增幅达到178%；其三，非银机构监管存在薄弱环节。前期互联网金融等乱象经过整治后得到遏制，但类金融以及各类虚假金融等仍不时出现，隐蔽性较强，规避金融监管，而且极易引发交叉传染风险，亟待进一步综合整治，需要严格纳入金融监管范畴，明确监管责任，补齐监管短板。

五、金融强国建设要把握好三个维度

其一，金融强国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建设金融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握好国际国内环境和形势变化，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经过四十多年发展，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基本建立，金融机构类型多、金融资产规模大和金融发展水平提升。但是，当前国际和国内环境急剧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多。国际层面，全球经济、贸易、科技和金融的发展生态遭遇逆流，“逆全球化”思潮下欧美发达经济体“脱钩断链”政策频出，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持续冲击，金融制裁滥用加剧国际紧张环境，金融风险大幅上升，金融机构国际布局和金融开放面临新挑战。国内层面，中国经济增速换档、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房地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上升，金融业资产质量以及处置化解的挑战加大，需要妥善应对。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涉及很多方面，但能够保障金融安全是其最基础的要求（张晓晶，2023）。国际国内金融生态加速变迁，金融业发展将不再仅仅追求规模和效益增长等短期指标，而是需要着眼长远和可持续，谨慎开展金融创新活动，增强内生性发展动力，重点聚焦防风险、促发展。统计显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境外机构设点分别为61家、49家、30家、18家（图4），覆盖面持续扩大，但相较于其他国际银行的全球布局仍有一定差距。随着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既要仔细研判各国政经局势、金融制度以及市场环境，防范金融制裁风险，同时要增强境外机构竞争力，坚定维护海外金融资产安全和经济利益。总体来看，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加强适应新的全球化发展环境，中资金融机构在全球市场的布局既要制定完善顶层设计和战略方案，也要学习借鉴国际同业的经验教训，避免盲目的资产扩张，需要深耕本地经营，服务好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遵守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和法律规范。

图4：2020年末主要银行境外机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20》

其二，金融强国建设的目标导向。建设金融强国虽有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但距离真正实现还有一段距离，潜在的金融风险交织叠加，围绕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等新的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也存在薄弱点，金融改革发展迫在眉睫。具体可以归纳为，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偏低、金融市场机制亟待健全。当前，中国的金融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金融总量规模达到新高度，金融体系日臻完善，金融监管架构基本搭建，总体上国家金融竞争力大幅提升，加快建设国际一流银行、保险等机构。围绕金融强国目标，下一步如何深化金融改革和发展既是时代命题，也是紧迫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对金融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具体在两个层面：一是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强调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必须服务国家战略，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以服务支持实体经济为天职.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近五年年均增速约25%；绿色贷款余额、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涉农贷款余额均远高于各项贷款增速；二是金融发展的人民性，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于助力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或少数群体的利益，强调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求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加快推动银行理财、资产管理以及保险服务、消费金融的普惠化，更好地满足广大居民的普惠金融需求。

其三，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建设金融强国不是在孤立和封闭的环境中，而是要求走向高水平双向开放。具体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广泛开展国际业务，支持对外贸易和投资。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末，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数量达到了1233家，覆盖65个国家与地区。但是，中资银行的海外营收比重总体偏低，海外分支机构综合经营能力仍有薄弱点。统计显示，2020年五大中资银行境外资产规模的集团贡献度下降至10.5%，境外盈利水平同比下降。二是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在华开设分支机构并有序开展金融业务。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9月末，在华有52个国家和地区的202家银行设立了机构，涵盖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7家外国及港澳台银行分行和131家代表处。但是，外资银行的总资产规模增长偏慢，同期外资银行总资产仅为5.03万亿元（图5），而且外资银行业务相对单一。其中既有外资银行自身在适应中国金融市场环境的“水土不服”问题，也存在金融开放落地机制的亟待改善地方。北京、上海、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开放机制较为成熟，未来有望在扩大金融开放发挥重要作用，将金融开放试点经验全面复制推广。随着中国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进程加快，贸易、投资、产业等双向开放，要求培育更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金融机构，提升境内外机构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增强国际金融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针对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需要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筑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和红线。

图5：在中国的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及其国外资产（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数据截至2023年9月。

六、建设金融强国须处理好三组关系

一是金融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关系。金融开放不是单纯的为开放而开放，而是有目标的，首要是增强我国经济的金融竞争力（吴晓求，2023）。中国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的目标，符合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金融发展汲取了国外现代金融的经验成果，包括现代金融企业管理、资本市场建设等吸纳了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当前中国的金融开放力度更大，体现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未来也将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融入全球化。同时，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在基本内涵和价值导向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优先满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加大金融资源向先进制造、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倾斜，聚焦服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新市民、养老等群体，补齐金融供给的短板。金融发展的自主性和开放性以及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须完整统一，扩大金融开放要有金融制度安排和健全的机制设计，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日本、德国的净国外收入均长期保持一定的规模，2021年三国净国外收入（现价）分别达到1730.9亿美元、2429.9亿美元、1648.1亿美元，而中国近年来的净国外收入仍持续下降，2021年扩大至-1241.5亿美元（图6）。总体的来看，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先天性缺陷，中国一方面要稳步扩大金融开放仍应坚持稳慎原则，增强国际金融经营能力，另一方面要稳步提升海外金融资产规模，加强海外资产经营能力，提高海外金融资产收益率。

图6：全球主要国家净国外收入（现价）（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ind

二是金融治理与金融创新发展的关系。现代西方金融理论和发展模式带有较强的私有化色彩，过度信奉市场，因而百年来西方国家屡次发生的经济金融危机，通常都与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和过度金融创新有关。中国建设金融强国所强调是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力求保持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并不否认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关键作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需要金融资源高效配置，金融市场需要金融风险工具的应用。但是，由于现代经济和金融网络深度互嵌，金融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金融治理和金融创新的平衡难度加大。一方面，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金融创新应根植于服务实体经济，而非以创新之名制造资金空转或监管套利，由此不但损害金融发展成果，而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金融创新需要具备风险可控的金融监管约束，加强引导金融创新合法合规；另一方面，金融治理需要有比较健全的制度支持，如果金融监管自身滞后或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无疑会破坏金融创新，甚至催生金融套利行为，迫切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法治建设。伴随信息、科技和网络风险增多，必须重视网络安全和系统安全，加大自主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型风险领域的综合监管和压力测试，完善预警预案，强化专业力量，保障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三是金融机构的功能性和营利性的关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建立强大的金融机构，既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功能性为先，但也要兼顾营利性，才能保障可持续经营，长期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支持。从两个角度来看：其一，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2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上升趋势，近八年的平均值在8%左右（图7），主要与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有关，反映了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其二，金融业的利润增长。2022年42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占所有5079家上市公司净利润的比重约37%，考虑到银行业承担大量经济和民生服务，而且大部分留存利润基本用于补充资本金，同时包括让利实体经济。新发展阶段，金融高质量发展将从规模增长转向结构优化和效能提升，既要稳步推进资产负债表调整，优化金融供给，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要求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资金利用水平。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截至2023年9月末，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73%，连续七个季度降至2%以下。当前，金融机构要积极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通过优质金融服务保持营收稳定。为服务支持金融强国建设，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商业银行需要保持合理的息差水平，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增强发展韧劲。

图7：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占第三产业、GDP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Wind

七、建设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路径建议

其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夯实金融强国发展基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一是加快现代中央银行建设，增强金融调控能力。现代中央银行的建设是关键。纵览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在货币供应调控、信用体系建设、金融稳定性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国的现代中央银行建设要凸显中国特色，不能直接照抄照搬西方模式。美联储、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以及欧洲央行等主要通过货币供应调节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对抗通胀以及促进就业，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主要在于货币政策调控的不稳定性，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宽松货币，短期内很难摆脱宽松货币依赖，而且扭曲财政和货币政策功能。中国加快现代中央银行建设，一方面要聚焦现代中央银行的法律制度建设，规范和提升货币政策执行效能，满足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货币需求，同时保持币值稳定和汇率均衡，重点聚焦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以及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易纲，2020）。二是强大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服务能力。2023年中国有5家大型银行入选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公布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中国大型银行实力增强，新发展阶段要做优做强大型金融机构，稳步提升大中型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国际经营水平，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投资银行，增强政策性银行以及保险机构的金融服务功能。目前上海、香港两地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靠前，具备全球领先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要素资源集聚优势，在金融治理、金融创新等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但距离全球头部国际金融中心还有一段差距，需要加快实现能级跃升，健全要素市场，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巩固提升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时，针对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厘清金融牌照资源，严格规范金融牌照经营，促进非银机构回归主业，建强功能特色和专业经营。

其二，着力推进国家金融治理现代化，筑牢金融强国的风险屏障。建设金融强国、发展高质量金融需要匹配更高水平的金融治理以及金融监管能力。要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习近平，2024）。一方面着眼于国家金融治理能力建设。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网络和科技等非传统风险涌现。国际层面，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利益、防范内外部风险的形势任务艰巨。新形势下要求有效管理外汇储备以及经营海外金融资产。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末，中国的官方外汇储备规模维持在3.2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值约18%，几乎超过2022年英国的GDP规模（3.09万亿美元）；截至2023年9月末，银行业海外金融资产的规模为1.47万亿美元，较2015年12月末增长99.5%（图8）。从外汇储备的货币份额来看，美元和欧元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外汇储备资产结构中美国国债仍占有较高比重。面对国际复杂形势，要求提高外汇储备经营质效、管控储备资产和海外金融资产风险，未来将需要健全外汇储备管理机制，增强海外金融资产经营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是切实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屏障。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调整，过去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出现的地方债务扩张、房地产过度发展等催生了高债务、高杠杆的风险。如何有效处置化解这些潜在的以及新出现的风险，不但考验金融治理能力，而且检验金融发展能力。两大重点领域的风险处置化解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坚持先立后破的方法论，通过合理的融资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稳步推动风险化解，同时防止增量的风险发生，引导地方融资平台合理合法举债，鼓励支持房企稳定杠杆，稳慎周全推进债务重组。同时，还需要重点关注非银行机构的风险隐患问题，制定完善非银行机构的监管制度，补齐非银机构治理的短板，防范非传统金融风险扩散和交叉传染，维护金融系统稳定。

图8：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及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Wind；数据截至2023年12月。

其三，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过去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留下诸多弊端，抬高杠杆率，增加负债压力。中国社科院统计，截至2023年9月末，实体经济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上升至286.6%、169%，反映了一定程度的过度金融化倾向，不同程度“脱实向虚”。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作用，围绕科技创新、制造业、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扩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应用范围，加大推动政策工具落地效果，引导金融机构充分利用结构性工具加大这些领域的投融资服务，加强货币政策与财税、产业等政策协同，保持同向发力；二是促进金融机构回归主责主业，规范金融合规发展和金融创新，保持金融发展稳定性，健全系统重要性银行和保险机构的管理体系，着力提升中小银行竞争力，加强金融控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监管，发挥这些不同金融机构的功能，既要服务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也要围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补齐金融服务短板，推动金融资源配置城乡平衡、区域平衡；三是加快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明确多层次资本市场板块的功能定位、市场交易机制，提高科技企业、绿色企业等上市公司质量，提升科创板等”科技含金量“，防范”漂绿“行为，同时引导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可持续健康发展，深化债券市场、股权与风险投资市场建设，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四是发挥货币政策、信贷激励考核等引导作用，提升金融机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稳步推进传统资产负债加快转型，既要优化金融服务供给，建立健全”五篇大文章“金融模式，创设相适应和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产品，也要妥善处置化解存量的房地产、地方债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制定完善化债金融方案，同时要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加快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其四，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加快提升国际金融竞争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在转向金融强国的过程中不能忽视高水平金融开放，最终要建立强大的金融机构和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必然要求走向国际。需要把握好两个重点：一是打造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包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银行、保险和投资银行，完善系统重要性银行建设，增强资本实力，适时推动建立大型银行系控股公司试点安排，支持大型银行做强综合金融和国际金融，加大投资银行合并重组，建设世界一流的投资银行，发挥综合保险集团优势，支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在海外布局，率先在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拓展海外分支机构，搭建中资机构全球金融网络，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全球金融体系；二是打造世界前列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主权货币是金融强国的基石（张晓晶，2024）。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方面加强上海、香港两大国际金融中心联动和协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实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试点和金融服务业开放，释放金融改革创新和扩大开放的红利，共同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和全球资产管理金融中心，做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细化落实金融改革试点项目，吸引各类国际机构在沪港两地设立亚太总部或大中华区，扩大人民币债券双向投资，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在债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人民币国际使用、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等关键领域实现新的突破。抓住国际金融转型发展趋势，率先开展国际前沿金融创新试点，并依托中国金融创新要素试验场的优势，引领国际绿色金融、ESG投资、金融科技等前沿发展，促进金融中心和区域要素资源的高效组合，做强沪港全球科技创新高地。

八、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国际比较、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等不同维度出发，主要阐释中国建设金融强国的立足点在于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全面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前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既是历史必然，也是内在要求。本文认为，建设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坚持中国特色，把握好金“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和金融人才队伍”的重要作用。百年来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虽有不少好的经验借鉴，但总体上西方国家的金融治理本身却存在缺陷，要么是金融过度发展、过度金融创新，要么是间歇式的金融管制、不稳定的金融政策。本文认为，建设金融强国要准确理解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独特性，要体现中国特色，在货币政策制定、中央银行建设、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功能以及金融文化方面要坚持“以我为主”，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改革开放早期中国金融的发展“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现代金融的经验模式，引进一些国际战略投资者，建立起中国的现代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性制度，中国金融机构由此走向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但是，这一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存在金融“脱实向虚”等现象，部分领域的金融治理比较薄弱，金融监管也存在制度性漏洞。建设金融强国是长期的系统性工程，统筹发展与安全至关重要。既要谋发展，更要防风险，二者缺一不可，不能顾此失彼。

当前中国建设金融强国，既要总结汲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也要矫正自身在金融发展、金融治理存在的问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金融机构既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形势，也要具备更强的发展韧性和创新精神，从规模增长转向结构优化，从短期效益转向稳健可持续经营，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支撑作用。本文提出，金融强国建设要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金融，一方面从“金融强国建设的国内外环境、金融改革发展的目标导向、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三个维度考察金融强国建设，另一面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要把握好“金融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和开放性、金融治理与金融创新发展、金融机构的功能性和营利性“三组关系，正确认识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的功能、扮演的角色，在规模和结构、速度和质量、功能性和营利性的多组二元关系中要找到平衡点，否则极易发生金融资源的错配和金融文化的扭曲。综合上述研究，本文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的四个路径建议，即”着眼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推进金融治理现代化、加快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这些举措既是结合中国当前金融发展格局，也是综合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环境提出的几个重点。总体而言，建设金融强国需要久久为功，不但需要金融发展实践的经验积累，更需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理论的强大支撑。